海湾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r”。顺着村口那根“r”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走到村中繁闹的肉菜市场，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半。左边那一半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高档、整齐而规范，共有20多栋，外称××花园。右边那一半却参差不齐，色泽不一，新旧混淆。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少说也有140栋。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栋与栋之间已是“亲密无间”，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相隔不过半米。
1月15日上午10时，我穿着企领胸衣、廉价的牛仔衣裤，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挂在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在村中开始闲逛，希望招摇过市能够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
村内左侧高档花园有个露天休闲区，区内两三个小石凳上有闲人散坐。小圆桌四周，花农们堆满了各类售卖的年花，虽然品种过于单调，只有年橘、大丽菊、菊花与六月雪这4种，却也把村内春节气氛烘托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一位50多岁的阿姨坐在小圆桌上，很用心地织着一双黑毛线童袜。
“唉！”我重重地叹了口气，顺势在一张石凳上落座，“真烦心，想想都要自杀！”
织童袜的阿姨停下手中的劳作：“怎么啦？年纪轻轻，就这么想不开？”看得出，这是个爱问闲事的热心人。
我将头天设想好的我怎样被人抛弃、怎样独自入住此村的“惨境”告诉了她。
悲剧引来同情与关注。她停下手中的活，开始陪我聊天，还告诫我：找男人一定要看对方的责任心。假如男人不负责任，更要早作准备，多多为自己存些钱。
“哇，哇……”忽然，一阵婴儿的啼哭打断了我们的聊天，一位50多岁的男人走过来，将怀里抱着的穿着黄披风的漂亮女婴递给阿姨：“你看，星星今天就是不舒服！”阿姨早已起身，像对待易碎瓷器那样赶紧抱起女婴。
这是一对来自湖北的老夫老妻。前些年，在深圳打工的女儿嫁给香港公司的文员，文员一个星期回深圳两三次。今年，女儿生了外孙女，老夫妻欢天喜地地从内地赶过来帮忙，已经住了快一年了，住惯了，也住顺了，加上走不开，就不准备回内地农村过年。
谈起自己的女儿和小外孙女，阿姨的话头像扯不断的毛线，絮叨个不停。突然，她想起什么，问：你今年多大？
我想了想，说自己今年29岁。（天哪！我报小了5岁，她能看得出来吗？）
她认真端详了我一番说：“我觉得你很年轻，最多24岁！”她对我摆摆手，示意我静听高见：“你一定要强调你是24岁，在这个村里，24岁以上的女孩，要是没生小孩，她们就会笑你生不出来的。”她还郑重其事地叮嘱我不要乱讲自己的悲惨遭遇，就说自己还没有男朋友，这样也方便香港人看中我。她给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这是许多内地女孩子想走却无法走的路，那就是找一个香港人嫁出去，不说荣华富贵，至少一辈子吃穿不愁。
我“感激”地对她点点头。
和阿姨谈兴正浓，花丛中闪进一张年轻靓女的脸。眉眼细细的，像明星林忆莲。她穿紧身黑毛衣，外罩一件孕妇裙。看得出，她肚皮那儿已经颇具“规模”了。
“阿婷，你去哪里？”阿姨认识她，跟她打过招呼后，又压低声音关切地开导我：“你要向她学习，她虽然是做小的，还赚了不少钱哪！”
我站起来，面对阿婷，绽放了一个友好的笑脸。
阿婷走到我们跟前，笑得眼睛更小了。她一脸幸福地告诉阿姨说：“我去皇岗医院检查宝宝的情况。”她的声音很响亮，恨不得在村里架设高音喇叭广播出去。“现在去医院？”阿姨看看天色已近中午，不无担忧地说，“你现在去，还要排队，轮到你，医生早就下班了，下午去吧！”
我笑眯眯地望着细眼小美人粗起来的腰身，以异常关切的声音询问：“几个月了？”大凡跟孕妇打交道，谨记要找准她们感兴趣的话题。
“预产期就在下个月20号。”她脸上洋溢着即将做母亲的自豪感。
“恭喜你！”我的口气略带巴结。
“多谢。”阿婷笑了笑，又叹口气说：“一个人好苦命哦！”
“怎么不叫你妈妈来帮忙？”阿姨问。
“我嫂嫂上个月刚生了宝宝，我妈肯定是要帮她的。但嫂子很通情达理，叫我妈下个月来帮我。”
阿姨狡黠地笑，似乎看穿了一切：“是不给钱不来吧？”
阿婷并不回避经济问题：“肯定要给的，我刚寄回5000块，给我嫂子生孩子当祝贺礼。我每个月都要寄钱的，我哥去年结婚，我还给了1万块。”
“真是个孝顺女！”我说，不是恭维，是真正的佩服。
阿婷用手梳理着一头长碎发说：“不孝顺又怎么办？我哥是建筑工人，失业了，嫂子没钱，我妈我爸又都在农村。”
“你今年多大了？”说起来，她真是个“牺牲我一个，救活全家人”的苦命女人。仗着自己是大姐，我又涎皮赖脸地问她。
“23岁。”
“老公大你几岁？”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盘查户口，让人讨厌。
“20多岁！”阿婷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
“真有意思，香港回归了，你们一家也回归了。”阿姨笑着说。
“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的兴趣越来越浓。
“在香港当建筑工人。”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阳光熨帖而脉脉温情，如同情人的手掌。
“你现在是一个人？”阿婷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在我差不多问过她“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她也很关心地问我。
我点头称是，将刚才讲给阿姨听的自己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地又讲述了一番。我讲漏了的，或者说编得不够圆的地方，阿姨不时插话修正或补充。
“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年纪轻轻的阿婷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
“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说自己为妙，我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她身上，仿佛有些漫不经心地问她。
“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中“二奶”群落里被包养的最高价钱。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像比赛一样，阿姨赶紧表明：“我女儿也有5000块，房租也和阿婷一样，是老公交。”阿姨的脸上，有些得意之色。
我问她们，村中已“嫁”女人的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很肯定地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
我很吃惊：“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
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
这个上午，我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过分热情地对阿婷说，我是个闲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
“明天早晨吧！我午睡要睡很久的。我住在90栋楼的二楼，你在楼下一叫我就会听见。”
第二天上午10点，我拎着在村口买的一袋提子和芒果，站在90栋楼下叫阿婷。阿婷见我带来水果，很开心地收下了。她盘了头，整个人利索不少。大大的孕妇裙罩在她并不算大的肚皮上，有种夸张的感觉。
我像个真正的“三陪”呵护着阿婷，出人出的士费还出力气。这些天来，临盆前的阿婷竟然是一个人去看医生吗？村中出租屋里的那些外地女人生孩子，难道都没有人照顾？对于准妈妈来说，远在异地他乡，丈夫在香港那边，孤身一人，要多困难就有多困难。
阿婷对于前方的路充满乐观情绪。她解释说，她们大多来自农村，自小农活一一历练过了，别说一人看医生，就是独自去医院生孩子，也是常有的事情。毕竟，港人的工作负担重，像她老公，为了赶工地的进度，很少请假，请假是要扣工钱的。这次生孩子，他答应提前请两天假，到时候会过来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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