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在深圳打拼的外来人员开始陆续返回内地老家过年。从这天开始，我隐姓埋名实施“卧底”调查，拖着两三件行李，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称之为海湾村）一个小单元房居住。稍事收拾，已是中午12点钟。
我这里所说的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青山、绿水、田畴围绕的村庄，而是城中村，或者说是城市街道的一部分，只不过在城市规划里被区别对待，还保留着一些农村原生态的建筑群落。深圳市区发展迅猛，原有村落来不及同步建设，就有许多插花地一般的村子。海湾村村内主干道上有一家茶餐厅，我在那里买了一份煲仔饭吃。香港人根据英国人爱饮下午茶及其膳食习惯，在本岛开设了一种港式茶餐厅。深圳辟为经济特区之后，就有港人将这种带有西方饮食文化特色的餐厅移植过来。正是晌午时分，茶餐厅内没有一般中餐饭馆里的那种喧闹，透过一尘不染的大玻璃窗望出去，整洁繁华的马路上，行人不多，只有拎着满兜鲜菜的年轻女子和一两个刚刚出门的港客。
煲仔饭香气扑鼻。不期然，一位女仔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她身材娇小，短发齐耳，穿着一套粉白的棉睡衣，外罩一件艳黄色的太空衫，搭配得让人忍俊不禁。她走进柜台，对老板娘交待外卖的内容，便坐在椅子上等待打包。这时候，我无法安心吃饭，她的举止让我感到某种不安。她时不时警觉地瞥一眼门外，眼神有些惊恐，仿佛随时会有一只大灰狼冲进来咬她。不看门外的时候，她只是低着头，闷闷地想着心事。抬首之间，可以看见她的左脸眼睑边有一道划痕，像是有人用指甲剜过的一般。
大约10分钟后，老板娘给她打来两只饭包。就在她接过饭包的刹那间，玻璃门一阵乱晃，冲进来一位身材敦实的中年男子，猛然给了女仔两记响亮的耳光，操一口粤语骂骂咧咧：“死八婆，你有无搞错，背着我偷人，我打死你，你个死八婆……”
在中年人的辱骂、女仔的哭喊以及老板娘的劝架声中，食客们逐渐听了个八分懂。中年男子是香港货柜车司机，上个星期他开车到梅林拉货，赫然看见这女仔与一个后生仔从一家超市出来，气得怒火中烧，先回到海湾村租住的家里，等女仔一回来就又打又骂，猛抓她的脸。今天他运完货回到家，又发现女仔不在，烟灰缸里有两个烟头，更怀疑女仔有奸情……
女仔涕泪交流，大呼冤枉。前次在梅林的那个后生仔，是她的胞弟。今日的烟头，是个会抽烟的四川妹子留下的。中年男子不信，气呼呼地当众诉说他如何供她吃供她穿，她反去包男人，恨不得把她打死。
渐渐地，女仔由嚎啕大哭变为间歇性的抽泣，眼色黯淡无光，有一份悲伤和绝望。
原本有英国绅士优雅味道的餐厅内乱作一团，败坏了我的食欲，赶紧埋单出门。
听得出来，女仔是中年男人包养下来的“二奶”。我猛然想起我“卧底”的目的，匆忙返回茶餐厅，碰巧遇见女仔红肿着眼睛走出来，我想拦住问问又不知说什么。她冷若冰霜斜睨着我，迅速地走开，留给我一个单瘦的背影。
女人做了人家的“二奶”，一般是不会接受媒体采访的，何况在这种时候。我只有耐心地潜下来，住他个几十天，和“二奶”交朋友，或许才能挖到真材实料。
今天，茶餐厅内播放的音乐，不是在这种地方常听到的粤剧、港台流行歌曲，是萨克斯吹奏的《回家》。哦，回家，回家。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文锦渡口岸附近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翠×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沿深圳河北岸，邻近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皇岗口岸附近的众多村落，因便利出入境货柜车司机的歇脚和进出，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镇、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多的“二奶”居住。
对那些“二奶”租住较多的村子，人们习惯上称为“二奶村”。这种叫法，是不科学的，但口口相传，仿佛已经约定俗成。
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竟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丑陋现象。
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
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也就是可以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居住相对较集中的海湾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我之所以选择海湾村作为隐性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在市中医院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大头。大头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相爱得不行，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大头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见不到太太，就跑到医院来缠绵。那时，我常常帮阿洁撒谎，糊弄严格执行住院规定的值班医生，帮助她夜晚溜回家，次日清晨赶回医院等待查房。
大头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海湾村，是喜欢村里的治安环境。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
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要到她家里去玩。大头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
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在领导和同仁们的支持、帮助下，我决定入住海湾村，化名“阿敏”前去租房。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无奈中我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并请他保密。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套房”。厨房的防盗网外，两栋私房挤压过来，抬头只见“一线天”。
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然后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花４元钱买了一把扫帚，将房内打扫干净。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我好奇地扯出一根，跟我的头发比了比，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一定是垂在腰际的。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
离开茶餐厅在街上闲逛，想找阿洁，因她的手机一直关机，始终联络不上。她说的那家粥店也不知在哪条街巷。我回到公寓，百无聊赖地读墙，发现房间内一面墙上写着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香港的手机号码，一个是香港的电话号码，字迹都模糊不清。
厨房窗户的防盗网上，挂着两串风铃，在寒风下拂动，发出清脆而神秘的声响。
夜晚，人生地不熟，我哪儿也不想去，便把床头柜当书桌，边读带来的几本书，边整理读书笔记。
夜读笔记（一）
妾：《辞海》1980年版注释为：“旧社会中的小妻；侧室；偏房。”
《辞海》1999年版将上述释义作了小小的修正：“旧指小妻；侧室；偏房。”
新版的改动很有意思。几字之易，道出一种无奈。旧社会中的妾，到了新社会竟然沉渣泛起，所以不能仅指“旧社会中的”东西，而用“旧指”加以包容。
在南方很有影响的、中国名牌杂志之一《新周刊》，总以独到的策划和视角见长。在1999年，有一期“男女关系经典表述”专栏，在辑录的词语中，有“包二奶”一语：
“二奶”这个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原来纯粹是指真正的小老婆，后来逐渐把男人所包养的情妇也划了进去。大约在1995年前后，人们开始在名词“二奶”的前面，加了一个动词“包”。“包二奶”的势头是如此之烈，以至于成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妇联的工作重心。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新周刊〉’99佳作》，新周刊杂志社编，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Ｐ301）
概括得很不错。只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却未必。首先，她们不是老鼠，额头上没有贴“我是二奶我让你打”的广告。即便知道我们身边有“二奶”，你怎样去“打”？是运用法律的武器还是道德的力量？何况，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没有达到“人人喊打”、“全国共诛之”的地步。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在干部中，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贪官来看，“包二奶”、“养情妇”的现象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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