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首任军长王世泰
刊2008年11月《党史博览》杂志第十一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陕北根据地；要说陕北根据地，不能不说刘志丹；要说刘志丹，不能不说王世泰。 要说王世泰，不能不说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首任军长的许多传奇故事。
节一：上陕北跟刘志丹闹革命，却把刘志丹带回家避难
“有钱人去西安，穷汉娃上延安。”这是过去在王世泰的家乡陕西省洛川县对孩子们的说法。1910年3月17日出生的王世泰，到了1927年秋，便到了上中学的学龄段。王世泰所在的土基乡黄连河村是洛川县比较穷的村，而王世泰的家境又是在村里比较寒碜的，因此，王世泰上中学只能去延安，成了延安第四中学的一名学生。
让王世泰没有想到的是，延安四中竟然有党的组织。在进步思想熏陶下，王世泰于1929年4月加入中国，成了一名员。1930年8月，延安四中因闹学潮，高双城部队进驻四中，四中被迫封闭，王世泰管理的党内文件和一支驳壳枪、一支左轮手枪、一支独角龙（土枪）及一些子弹，藏到未暴露党员身份的同学姚安基家中，自己返回洛川黄连河村家中。
一个月后，王世泰告别父母，再次到达延安。这一次，王世泰不是为了求学，而是找谢子长和刘志丹参加革命。谢子长和刘志丹在1928年6月就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军阀内部做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直至1930年夏，成立了陕北游击队，专门打土豪，为老百姓“出气”而名声大振。
王世泰到达延安的当天，立即与姚安基取得了联系。
姚安基见到王世泰，高兴地跳起来了：“四中封闭后，党员们都不敢贸然行动。延安区委书记刘明景现在在骡马店，我们一起去他那里，商量今后的行动。”
刘明景也是延安四中的同班同学。当王世泰向刘明景表明此次来延安是想找谢子长和刘志丹闹革命时，刘明景说：“太好了，你是咱们同学中去搞武装的头一名，实在让人羡慕。如果我不当区委书记，非同你一起去不可。”
在刘明景的联系下，通过保安县（今志丹县）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曹力如引导，王世泰带着延安区委写的党的介绍信，走了两天两夜的密林，到达刘志丹游击队的驻地，见到了刘志丹。
刘志丹看完介绍信，笑着说：“好，投笔从戎，有志气，欢迎，欢迎！我们队伍中就是缺少有文化的人。”
接着，刘志丹认真听了王世泰讲述的如何寻找到游击队的经过。刘志丹笑嘻嘻地说：“来参加游击队，我们非常高兴。游击队里党员少，你们事事都要带头才行。”说着，刘志丹指了指在座的杨树荣说：“他是咱们支部的负责人，有啥事可多与他联系。我们这支游击队组建时间不长，力量也还不强，吃的不好，穿的没有，枪支弹药更是缺乏，以后困难多得很，你能吃下这种苦吗？”
王世泰立即表态：“入党时就决心革命到底，死都不怕，有什么苦吃不下的。”
刘志丹说：“革命需要我们去牺牲时，当然要义不容辞。但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吃人的旧社会，解放全国劳苦大众，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吃苦，去奋斗，而不是无谓的牺牲。这一点，每个员都必须牢牢记住。”
王世泰被分配在游击队一中队一排一班当战士。 但因枪支少，王世泰没分配到枪。这在行动中，让王世泰很不是滋味。于是，王世泰想到了自己在延安四中时，党支部存有一支驳壳枪等，就向刘志丹提出回延安取枪的请求。
刘志丹同意后嘱咐说：“你一定要小心谨慎，要在阴历年前返回部队。高双城部队在保安县老城，计划‘清剿’我们，我们随时可能转移。”
对于延安的弄堂小巷，王世泰是轻车熟路的。几天后，王世泰潜回到延安的姚安基家中。在获悉延安形势非常紧张，正在戒严，区委都不得不撤出延安转到甘谷驿以东一带活动时，王世泰心中烦躁起来，问：“咱们那支驳壳枪还在吗？”
姚安基说：“让区委拿出了。”
“还有什么枪？”王世泰急问。
姚安基说：“一支六转子、一支独角龙。”
没有了驳壳枪，怎么办？延安取枪是向刘志丹保证过的，一定要把枪带回去的，如今怎么向刘志丹交代，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放空炮，如何面对刘志丹啊！王世泰的思想陷入困境。无论如何，要搞到枪，才能回去，否则无颜回去！年轻气盛的王世泰下定决心，问：“四中的同学中有谁在高双城部队做事？”
“李树禄（又名李伯林，员），在学兵连（高双城部队）当文书。”姚安基回答。
“把他叫来！”王世泰对姚安基说：“我要见李树禄。”
第三天晚上，李树禄来了。都是党内同志，王世泰直截了当地告诉李树禄这次来的工作任务，请李树禄设法搞支枪，最好是驳壳枪，没有，搞支短枪也行。一个星期后，李树禄回话，没法搞到枪。王世泰不死心，让李树禄继续打听，看谁家藏有私枪，用钱买。
几天后，李树禄像中了彩票一样，冲冲地跑来告诉王世泰：“有门了，学兵连二排长私藏了一支德国造的马步枪，要卖60块现洋。”
“赶紧拿来。60元就6世泰立即回答。
李树禄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担心王世泰没钱，掏心窝地问：“人家要现钱，钱从哪里找？”
“钱，你不要管。你说买枪的人要先看枪后给钱，枪不好人家还不要哩！”其实，王世泰身上分文没有，只想尽快拿到枪。
当晚，李树禄果真把枪拿来了。是支好枪。有了枪，王世泰不提钱的事。李树禄小心地问王世泰：“钱怎么办？”
“没钱。”王世泰说。
这一下，李树禄急了：“没有那咋行，人家会找我算账的。”
“他的枪来路不明，不敢大吵大闹地要钱的。他硬要，你就说你上当啦，枪叫人拐跑了。他要耍横，你就硬顶起来叫着拉他去连部，告他私藏枪支的罪名。万一顶不住，你先用自己的薪水去慢慢还，这还不行吗？！”王世泰见李树禄不吭声，又接着说，“革命连牺牲都不怕，还怕他要钱。你搞到一条枪，就是为革命增添了一份儿力量，游击队不会忘记你的。”
李树禄走后，王世泰开始准备回游击队。现在身上有了枪，可不是想走就能走的，城门盘查太严，怎样把枪**延安城是件大事。起初，王世泰让姚安基去查看城东墙根的那个大泄洞。可惜，姚安基去看了看，洞被封了，趁夜深人静从洞里爬出去的办法，彻底行不通。后来，王世泰和姚安基又想了一个办法，夜间带枪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去，但一了解，夜间城墙上有流动哨，也行不通。几天过去了，办法想了一个又一个，就是没有最好的解决办法。
还是女人心细。姚安基的爱人徐少兰说：“你不是穿长袍吗，不会把枪斜背在袍子下。”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句话，挑开了出城思路。立即行动。马步枪的枪身短，把枪带放长背在右肩上，再把袍子衣领畅开，右肩上背个褡裢盖着，把两支小枪和子弹装在褡裢里，这样既可以走路，又可以掩人耳目。
带枪的办法有了，还得预防城门口哨兵检查。王世泰又把李树禄找来，让李树禄护送出城。他们商量了多种情况下的行动方案：如果城门哨兵不检查，大吉大利；如果哨兵要搜查，就让李树禄态度放凶些，说“我送我弟弟回家，还盘查什么”，训斥一顿。他们觉得李树禄好赖也是一个系武装带的官，哨兵也不敢动粗；如果万一纠缠不脱，就开枪冲出去。同时，让姚安基提前出城，在杨家岭对面的石砭等候，顺利出城后，就由姚安基再护送一段路程。
又是一个没有想到，第二天，王世泰和李树禄到了城门口，非但没有受到盘查，哨兵还向李树禄敬礼致意。
刘志丹听说王世泰回来了，忙迎出窑洞，满面笑容，说：“辛苦，辛苦了！快进窑洞暖和暖和。”
王世泰低着头说：“我没有把驳壳枪拿回来，没有完成好任务。”接着，把原委和搞枪的经过说了一遍
刘志丹哈哈大笑起来：“你不仅完成任务好，表现更好。区委把枪拿走也是革命的需要。你能用计搞来这支德国造的马步枪，可真不容易，你为革命立了一功。”
王世泰把几支枪交给刘志丹。刘志丹把两支小枪交给别人，把马步枪又递给王世泰，说：“这支枪今后归你用，希望你要勇敢、顽强地战斗。”
自此以后，刘志丹对王世泰比较信任，有什么重要任务都交给王世泰去做。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王世泰由战士被提升为班长。
然而，又是一个没有想到，1932年12月22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注1时，省委书记杜衡以“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都是‘乌合之众’”为名，自行宣布自己任红二团政委，团长由王世泰担任，郑毅任团参谋长。
这样的改编，指战员们迷惑不解。刘志丹等人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行动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但王世泰则表示坚持不当团长，理由两条：“一是，我虽然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但一直是个普通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
杜衡听了之后，大为光火，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王世泰说。
杜衡只好给王世泰做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
王世泰想了想后，说：“作为一名党员，不执行党的决定是不行的，也是党所不允许的。不过，要我干，得把志丹、子长两位老领导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问：“你看留谁？”
王世泰知道谢子长提出过留下刘志丹，便说：“留志丹。”
刘志丹勉强留下了，但杜衡只给了刘志丹一个政治处副主任的职务。谢子长和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王世泰把留下刘志丹的消息告诉刘志丹后，说：“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
刘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的仗，总还是个老兵吧！只要我不走，会帮你的。”
听了刘志丹的话，王世泰吃了一颗“定心丸”。事实上，后来的一些大仗还是刘志丹指挥的。
红二团成立后，首战焦家坪，火烧香山寺。烧寺是杜衡提出来的，结果造成了文物古迹不可弥补的损失。除此以外，杜衡还行使了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权力，在1933年1月17日，强行命令攻打庙湾，最后导致失利。杜衡找了一个“替罪羊”，把参谋长郑毅职务撤了。王世泰趁机提议刘志丹接任参谋长，得到指战员们的拥护，杜衡也只好默认了。
其实，庙湾失利仅仅是红二团在内有“左”倾机会主义横行，外有敌人“围剿”的双重压力下，遇到的初期困局，后面更是险象环生。随着部队不断南下进入敌人腹地，部队的实力不断锐减，最终，杜衡失去了信心，借口离开了部队。1933年7月28日，杜衡叛变，带着特务捉捕了许多员，西安和关中地区的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王世泰和刘志丹硬着头皮指挥部队突围，直到部队全部被打散。王世泰带着刘志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洛川县土基乡黄连河村避难。
会议就是有组织有领导地商议事情的集会。一次集会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当属里程碑意义的会议。1933年8月20日的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就是这样的一次会议。陕北红军在这次会议后有了新生，成立了临时红军总指挥部（黄子波任总指挥），使打散的部队很快聚集到了一块。10月4日，刘志丹和王世泰千辛万苦回到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驻地——照金。刘志丹被任命为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被任命为红四团二连连长。
陕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黄子波、刘志丹等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部队发展很快。1933年11月8日，陕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师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骑兵团（由红四团改称），王世泰任红三团团长，杨映南任红三团政委。黄子波任骑兵团团长。1934年1月，王泰吉南下发展部队，被特务杀害，刘志丹接任四十二师师长。自此，陕北红军有了大发展，成立了陕甘边苏区政府，又扩建了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的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率先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组建了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期间，王世泰团长因指挥攻打慕家塬战斗（注2中负伤，一直在永坪医院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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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时，红二十六军只下辖一个实力团，属于一个空壳军。
注2：慕家塬战斗是1935年8月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东进打晋军（阎锡山部队）中的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王世泰指挥的红三团是主攻部队。攻城时，王世泰被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大手榴弹（亦称“滚雷”）炸伤，幸好警卫员黄罗武背着王世泰跑出了“滚雷”区，保住了生命。
下节预告：王世泰与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住在一起，受到周恩来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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