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弘三年（1333年）五月二十二日，千种忠显、赤松则村、足利高氏等将领联名奏请后醍醐天皇御驾回归京都主持政务。二十五日，后醍醐天皇在进京的途中，下诏宣布废除光严天皇。三十日，赤松则村父子率领一族兵将五百人在摄津的兵库迎接了御驾，六月二日，在摄津地区活动的楠木正成率其部下七千人在大路旁接驾。后醍醐天皇将正成召到御驾前，感慨万分地说：“今日之成功，全赖卿家的忠诚敢战呀！”后醍醐天皇命令楠木党列队于御辇之前，为大队开道，这对于出身“恶党”的正成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荣耀，而两年来的奋战则证明正成和楠木军无愧于这种荣耀。不久后，从镰仓匆匆赶来的新田军的使者向天皇报告了幕府灭亡、北条一族自杀的消息，君臣上下皆大喜。五日，京都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千种忠显率五百名带刀武士分成两列，徒步警戒街道，足利高氏、足利直义兄弟率领骑马武士五千人为前驱，楠木正成、赤松则村、名和长年及百官穿戴甲胄环绕着御辇，旗幡飞舞，缓缓步入皇宫。前来观礼的百姓和各地勤王军队挤满了沿途街道。
此刻的后醍醐天皇，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眼看幕府灭亡，无论公卿、武士还是平民全都拜倒在自己脚下，他心中的得意可想可知。如果此公就此咽气的话，大概会成为日本历史上罕见的一代英主吧，只可惜，他随即展开的所谓“建武新政”，直接引发了地方豪强的叛乱。
建武是后醍醐天皇复位次年（1334年）所改的年号，但实际上各种改革措施从他进入京都后就开始了。他首先重开被废黜的天皇秘书机构——记录所，并设“恩赏方”以颁布奖赏措施，发布“诸国平均安堵法”，随即废除摄政关白职位，将行政权力彻底集中到自己手中。
刚从河内志贵山回归的大塔宫护良亲王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辅助改革，此时这一职务已经变成了荣誉头衔。足利高氏因为临阵倒戈，并煽动各国的源氏起义，被宣布为功勋第一，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放弃了北条高时所赐的“高”字，受天皇赐与“尊”字，更名为足利尊氏的。尊氏还被任命为正三位参议，封地武藏、常陆、下总三国，为镇守府将军。新田义贞叙从四位上职，封地越后、上野、播磨三国。楠木正成叙从五位下职，封地摄津、河内二国。名和长年、千种忠显以下诸人根据功劳大小赏赐。
从整个倒幕运动来说、出力最多的无疑是楠木正成，但是“恶党”的出身使他被武士阶级和公卿阶层构成的上层主流社会所轻视。在天下初定、人心不稳的情况下，后醍醐天皇也不敢过分提拔正成。试想，让一个出身“恶党”的人平步青云，陡然爬到传统武士们的头上，不知又要引发出多少麻烦了。也正因此，中兴功勋第一的殊荣赐给了源氏名门的足利尊氏。
值得一提的是，在护良亲王很有远见的建议下，任命北畠显家为陆奥守，与其父北畠亲房一同辅佐皇子义良亲王镇守奥州，任足利直义为相模守，辅佐皇子成良亲王镇守关东。在之后的时间里，这两个人由于地位重要，都成为决定历史的关键人物。
应该说，“建武中兴”初期的分封格局还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然而倒幕战争的迅速胜利，积压了上百年的各阶层的矛盾并未因战乱而被逐一扫清，只有暂时缓解。但是后醍醐天皇的改革却没有使局面得到改善。
当时的日本社会，武士阶层占有最广泛的经济基础和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朝廷公卿根本没有卷土重来的社会基础，后醍醐天皇之所以倒幕成功，本来就是利用了武士阶层和广大百姓对镰仓幕府及北条氏执权统治的厌恶，那么在天下大定以后，就该建立清明的政治，并且还武士阶层与百姓安定、富足的生活才对。然而后醍醐天皇的改革并没能改善广大武士和平民的生活。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朱子学，他靠朱子学说实行专政，后来也因朱子学说而倒了大霉。
中国宋代的朱子学说于镰仓中期经留学南宋的僧人传入日本，这种学说鼓吹“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宣扬掌握王权的“王者”击败有实力的“霸者”乃是正义之举。后醍醐天皇极为推崇朱子学说，曾特召禅僧玄惠入宫讲解《新注》，北畠亲房、日野资朝和日野俊基等人都是玄惠的门徒。朱子学说认为只有天皇才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公卿百官是其辅弼，而武士只不过是公卿们豢养的看门狗而已——然而这是皇权凋敝的日本，而不是中国。武装掌握在武士们手中，土地也大多被各级武士们所控制，这样的环境下，历史能退回到幕政以前的平安时代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想当初，天下人由于不满镰仓幕府的统治而支持了后醍醐天皇领导的倒幕运动，指望新政权关心他们各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满足其要求，但结果事与愿违，当然会大失所望。建武政权建立后，天皇在政权分配上，大力起用诸皇子和贵族公卿，对他们委以重任；对有功武士除个别人外一般则相当冷落。天皇将广阔的北条氏领地的绝大部分分给皇室，竭尽全力恢复贵族、寺社的土地所有权和对庄园的统治权。而对大多数武士的土地要求，不但未予理睬，还清理陈年旧帐，要把“文永、弘安之役”以来被武士们逐渐侵占的土地收回。天皇还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向西国地头摊派税款和征用劳力，地头则将这些负担转嫁给农民。建武新政的所作所为，不仅使绝大多数武士极为不满，也激起了农民的反对。
按照《太平记古传》的记载，倒幕成功后的楠木正成倒是很关心人民疾苦，推行善政，办了许多好事。例如，为“拯救贫民”实行轻徭薄赋，只交规定税额的十分之二；为增加地利、发展生产，号召农民挖掘池塘，开发新田；贷给稻种，教导人民在山上广植柳树，在村里栽种桑树；制定有利于人民的善法，同情病人，设法予以医治。“凡诸政事，皆为人民，而非为己。”他对自己从严要求，带头节俭，经常身着麻布衣裳，宴会菜肴仅一汤三菜，平常一汤两菜，住的是结构简单的芦苇房。不摆架子，经常和部下聊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还在一块儿下围棋、象棋，有时在一起演习武艺，狩猎放鹰，这样加深了同部下的感情，赢得了人民和部下的尊敬和爱戴。所以当后来他在凑川战死的消息传来后，“河内、摄津、和泉、纪伊、大和诸国人民，就像听到亲骨肉死去的噩耗，家家户户都恸哭悲叹不已”。然而仅凭正成的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后醍醐天皇新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
同时，楠木正成也预感到足利尊氏等人，将来必定会再燃战火。因此，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以千早城为中心，在原来防御体系的基础上继续向周围扩展，修建了更多的支城，构筑了愈加完整的防御体系，即后来的“楠木十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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