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草案》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说实话，当年，我正是基于对《婚姻法修正草案》的信任与期望，才决心入住一个“二奶”相对集中的村落，实施隐性采访。那时正是冬季，离2001年春节还有10天。村中休闲亭里摆放的年橘、大丽菊以及圣诞红开得正艳，不回家过年的“二奶”们在村中过着她们平静庸常的生活。我明白，假如不以一个平等的姿态和她们交往，假如没有和她们一样的“背景”，要想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从她们嘴里掏出真材实料，那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为便于接近她们，我杜撰了一个被人“抛弃”的故事，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自我放逐的两个月的“假期”是慷慨的，让我的“采访”变得从容不迫。我不仅在村中整日溜达，与一个个“二奶”厮混，还与一些利益相关者交朋友，如鞋匠、非法运营车司机以及水果铺老板娘、房东，幸运的是，我还在村中“二奶”们的引领下，走出村外，去探寻邻近村落“二奶”们的生存状态。
我对初次进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上午时分，我乘坐一辆出租车，车上有3床棉被和一张小小的电热毯，那是母亲替我预备的，她担心我独住怕冷。还有一大堆洗漱用品、台灯和书籍。我原以为出租车可以将我送进那套我租住的公寓楼下，没想到，进村的要道口有保安拦阻，向我们宣称：村中有个规矩，所有的出租车不能进村内，只能停在村中菜市场的门口。
我没有朋友没有熟人，一人拎着两大包东西，足足走了一两百米，累得头晕眼花。当我打开底层防盗门时，恰逢两三位年轻女仔迎面走下楼来，见到我这位新房客，她们对我友好地点头致意，和我打招呼。我的心霎时就愉悦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会成功的，我会和她们交朋友，了解她们的欢乐和伤痛的。
在“卧底”海湾村的日子里，我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是我新闻采访10多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做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虐式的悲剧的意味。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
入住之初，村中一位有些权力的人士对我十分担忧。他说，某些香港大婆会雇佣调查公司成员，偷偷入住村中调查“二奶”与老公的行踪。因此，村中的居民警觉性很高，对步进村里的外来人员都投以怀疑目光，要想配合记者采访简直是天方夜谭。
入住7天后，供职于计生部门的两位好友——王先生和吴女士偷偷地来村中探望我。我的每一次隐性采访都曾得到过他们无私的帮助。我献宝似的带领他们参观我的蜗居，窗台的资料和书籍，以及桌前作早餐用的半箱晨光牛奶，前房客留下的那两串风铃。王先生和吴女士就在我的公寓内聊天，我给他们讲我“企街”的经历和刚刚认识的“二奶”，大家兴奋过度快乐异常笑声不断。就在笑声的间隙中，我听见隔壁阿艳的房中有些响动，忽然明白过来，我的公寓是不隔音的。天哪！我赶紧拉着他们离开了城中村，到附近街道上一家咖啡厅小坐。
在咖啡厅里，吴女士想到我一个小有成就的记者，还像刚到深圳的外来妹那样，过着清贫的生活，一直身处危险的境地，感动得直落泪：你这是何苦呢？难道做新闻记者都要这样的吗？她哭了好久，我劝也劝不住。王先生在一旁闷闷不乐地抽烟，过了许久，他说了一句：“别的没什么，千万保重。”他们执意要送我一些家具用品，最终被我婉拒。
翌日，阿艳问起昨晚的事情。我搪塞说，老乡来玩，多有打扰。
我的另一位记者同仁，得知我入住此村的消息，怕我寂寞孤单，给我送来一部“爱华”牌收音机，令我十分感动。他们的鼓励增强了我坚持入住的勇气和信心。
我在与“二奶”们厮混的日子里，往往关闭手机。我害怕接外人电话时稍有闪失，可能会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完全沟通，完全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真实身份。我和“二奶”们聊、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做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有的“二奶”开始猜测我的真实身份。
3月1日，我决定陪阿春去值晚班。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我没有到过那种通宵达旦的欢娱场所，不知水深水浅，心中多少有点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可以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便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我知道，他们关心和担忧的询问，一定会摧毁我沉下水的决心。
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和阿春等人开着一场别开生面的“二奶”故事会，藉以度过漫漫长夜。我母亲非常担心我，她整晚都没有睡着。父亲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9时，父母亲开始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个小时，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公安局报案。
下午3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全然不知家人的担忧与不安。
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
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我是人贩子，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到香港去。”
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的手机，开口就说她希望和一位记者交朋友。原来，阿春一家看了3月16日夜间中央电视一台的《读书时间》栏目的访谈。屏幕上，我正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讲述我陪伴艾滋病人小路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种种艰辛。阿春哥哥突然惊叫起来：“那不是阿敏吗？肯定是她，她……竟然是个记者？”
3年后，当我坐在电脑桌前重新整理审读这组“卧底”采访手记，60多个在村中探访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现、舒展，一如在茶缸的沸水中翻飞而舞蹈的茶叶，泛着淡淡的茶香。离开的那一天，我只带走了拿过去的书，而花了150元买的廉价席梦思床、50元的床头柜，以及棉被等物都留在了那里，当然还有前人留给我的那两串风铃……3年来，值得庆幸的是，我和这个群落中的部分“二奶”，比如阿金和她妹妹阿银，还有阿春、阿灿等人都成为了铁杆朋友，她们有什么喜事和难处，村里来了什么新“二奶”，都愿意讲给我听。这几个人允许我写尽她们的故事，展示她们的酸楚，只有两个要求，不公开她们的真实姓名，不点明她们在老家的详细地址。因为，她们还要在社会上做人，还期望过正常的本分的婚姻生活。只有我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我进村第一天在茶餐厅碰到的那位挨了男人耳光的女仔，后来我一直没有访问到，人世间有许多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想说的是，我的初衷绝非为了猎奇，更不是单纯的“挖掘**”或者“暴露阴暗”，我只想尽力撩开面纱，让人们对“二奶”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有一个较真实的全面了解。如果能充当社会疗救“二奶”时的参考，当作剖析中的例证，在我来说，那60个日日夜夜耗去的心血就有了足够的补偿。
高尔基认为：旧事物只是表层在腐烂，而它的根须却在土内埋得很深，并且在不断地萌发着新芽。这些新芽只是在那些生活步伐迅速，生活的矛盾冲突激化的地方才能枯萎（《旧事》）。
然而，当我们致富的“步伐迅速”之时，却是陈腐出新芽之际，我们还不应当警觉而且加以疗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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