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新世纪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
傍晚6时半左右，我躺在阿妹家沙发上等她稍做修饰后，一同去她家楼下的鸡煲店吃饭，两个女人同过“三八”妇女节。刚要动身，门铃响了起来，急促而欢快。阿妹趴到阳台上往楼下看，欢快得如同喜鹊喳喳叫，告诉我她“老公”阿松回来了。
我像以往一样起身告辞，阿妹拽着我的手，邀我与他俩共进晚餐。我求之不得，正想结识阿妹的另一半。
记忆中，第一次和阿妹聊天，是在她家楼下的凉亭中，那次很尽兴，一直聊到深夜12时。分手时，阿妹一定要我送她回家，并到她家坐上５分钟。我觉得时间太晚，惟恐打扰她“老公”休息。阿妹央求我说：“阿敏，这么晚了，我怕老公以为我跟男人在一起混，你要帮我作个证明！”
我还能说什么？跟着阿妹爬７层楼梯。在报社，在家里，上下都乘电梯。徒步上七楼，我哪吃过这般苦？到她家里，累得心跳加速嘴唇发干，赶紧窝在她家沙发上，5分钟后心跳还没有恢复正常。阿妹家是一室一厅的房，只有30多平方米。进门的时候，客厅的灯依旧亮着。左边的卧室门半掩着，幽暗中，一位男人的呼吸声传来，那是并不酣畅的沉闷呼吸声。我缓过气来，大声对阿妹说声“拜拜”，独自摸下楼去。
上次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今日所见的阿松，衣冠不整，一副潦倒的样子，瘦得仿佛三根丝线就能吊上天。看上去有四十三四岁，个头不高。阿松为人还蛮和善，听阿妹扯谎说我是她的老乡，就约我去潮州食馆消夜。
他的普通话讲得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人也善谈，就在蕃薯粥的清香和我的“引导”下，他毫不掩饰地吐出自己的悲哀身世——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我原来不是干司机这一行的。1970年，我去一家珠宝行当学徒。３年学徒期满后，我一人出来单干，打理一家小小的珠宝铺，招了五六位工人，生意还算不错。５年后，一个学徒失手将别人的翡翠弄破了，我被人告上法庭，赔付对方30多万。我一气之下，将珠宝铺当了，在家中歇了３年。３年后，有个朋友是开货柜车的，常往来大陆与香港之间。那时，深圳特区刚刚开放口岸，货柜车的生意好做。在朋友的鼓动下，为了生计，我就转了行。
我在一家运输公司干了３年，后来花了26万多港币，买了一辆二手货柜车。因为挂的是香港牌，不能过境，接的单就很少。不是我不想过境，而是手续太过繁琐。一个香港的货柜车要想省钱过境，有一个办法，就是挂湖北、湖南等内地运输公司的车牌。一个过境车牌15万，可以包你５年自由出入边境，但每月还要交证件费等费用一共8000元。你想想，世道这么艰难，我每个月只赚万把块钱，何时才能收得回这笔钱？我只得将车停在香港，根本不敢开到这边来。
生意不好，老婆也跟我离心离德，已经分居多年。我干脆住在深圳，图个清静。现在，每天早晨从村口打车去罗湖口岸要花25元人民币，再花33元港币买香港地铁票，每天一个来回就要100多元，每月是3000多元，再加上租房900元，几样加在一起，已是4000多元。假如租住香港元朗一带的便宜房子，就租我这边那么大的一室一厅吧，起码也要4000元港币。两者相比较，虽然看起来一样，但香港动一动就要花钱，尤其是老朋友总叫我去赌马或赌波（赌足球），我都怕了，就来深圳生活。
在深圳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里的女孩子真多啊！物以稀为贵，女人多了不值钱。我几个同事先后在这边包养了“二奶”。说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３个老婆，那是上一辈的遗风。我在深圳过的是单身生活，不想找伴，离婚、结婚很麻烦，但是，总有人不停地给我介绍。我想，有伴总比孤独好，何况费用不高，两个人的开销跟一个人的差不多，就同意了！
“二奶”现象，香港也有啊！就是在美国也有，都没有这边这样集中，这么多而奇特。香港人说，香港拣垃圾的人都在这里包“二奶”哪！
住我隔壁的那个女孩子，不知道阿妹跟你说过没有？她被香港老船工包养。她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像她那样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女孩子，我敢打赌她出门找工作，每月就是800元钱的事她都找不到。假如她赚得到这些钱，我倒愿意每月贴她200元。前几天，她跟阿妹说，想跟香港老人生孩子，连我都吓了一跳。她也不想一想，他已经60多岁了，万一不测，她和小孩怎么办？现在干什么都要钱哪！这些内地女孩子连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说到危机感，我就生阿妹的气！两次送她去学电脑，交了几百元，她一点都学不进去。她说要去学美容，学费要5000多元，我又没有多余的钱。
“骗子！”就在阿松像个女人一般唠叨许久之后，阿妹突然凑近我耳边嘟囔着说：“他赌马每月都花几千元，怎么不让我去学美容？说来说去，还是对我没有责任感。”
阿松总算听清一两句阿妹的话，脸色不自然起来，只顾讪讪地笑，似乎阿妹的话与他无关。他继续跟我聊天——阿妹总叫我给她一个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还有什么未来？我都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没有赚到钱，一切都是空的，我能许诺什么？
“虚伪！”阿妹又附在我的耳边说，然后，扭动着肥硕的**，一摇一摇地上洗手间了。她一离开，阿松像个绷紧的弹簧一下子松懈下来，口气也大起来：“她要走，我不拦她。她不走，可能会跟着我挨穷。我是不可能赶她走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嘛。我不是那种男人，对女人说丢就丢，但是，责任心是要以金钱为基础的。不管怎么说，对阿妹来说，需要改变，她太懒了……”
“什么？”阿妹从洗手间出来，委屈地对我说，“我不是懒，是没有兴趣，我只对美容美发有兴趣。你怎么不送我去美容学校？舍不得投资是不是？”
又说到经济问题上来，阿松干脆缄口不言。我夹在他们中间，感觉十分尴尬。
“有空再聊吧？你现在做哪行？”阿松将话题引向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分散阿妹的愤怒。
我还没有开口说自己，他就猜我不是一般的人，至少打了一份正常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当我有鼻子有眼地诉说被人“抛弃”的“悲惨”经历以后，轮到他惊讶莫名地说：“没想到，像你这种素质的人，都被人包养过？唉，深圳的好女孩子真是不多了！”
海瑞清官的形象，自“文革”结束后经吴晗先生的平反而家喻户晓。当年吴晗先生响应**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新编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反而被一巴掌打进十八层地狱，对他及海瑞的革命大批判直接成为“文革”的开场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思想解放运动，许多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得以反正。给吴晗先生平反那时候，我年纪小还不太懂事，但已经知道，海瑞是刚直不阿、廉洁公正、赫赫有名的大清官。他在任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时，穿布袍，吃粗粮，节俭勤劳，为母亲谢氏祝寿，只买了３斤猪肉。万历十五年十月十三，74岁的海瑞卒于任上。他身边没有亲人，官方派人为他料理后事。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王用汲到海瑞家收集遗物，发现他家早已家徒四壁，只有一个竹箱，竹箱中只有俸银十几两，葛巾一条，旧衣数件，比一般寒士还要贫寒。王用汲感动得一塌糊涂，募集资金运送海瑞的灵柩归海南老家安葬。
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有定评的大清官，竟然也癖好易妾。
据明人沈德符撰写的《野获编?补遗》说，房寰（御史）曾经疏攻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他一生中，先后被其收为妻妾的妇女有王氏、潘氏、许氏、丘氏、韩氏等。他年“已耋而妻方艾”，甚至在花甲之年，还纳了两个年轻貌美的侍妾，以至引起妻妾相争，有二人同日自缢，成了言官疏参，时人讥评的话柄。他不但多娶善纳，而且先后将潘氏、许氏休弃，逐出家门。
今人所著《中国清官的归宿》（齐鲁书社，1999年版）里有一篇《海瑞：种种悲剧的合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
“精神生活的单一化，使海瑞无法排遣闲居（指海瑞在一片弹劾声中被迫辞去应天府巡抚之职，返回家乡琼山，时年57岁，16年之后才重返官场）的空虚和寂寞；而不幸的家庭生活，又使他雪上加霜。海瑞虽结过３次婚，并有过两个小妾，但没有一个女人能与他和谐相处，均以悲剧而告终：第一个妻子许氏，生下两个女儿之后，因为不得婆婆的欢心而被休弃；第二个妻子潘氏，结婚不到一个月便因同样的原因被逐出家门；第三个妻子王氏自缢而死，死得不明不白。王氏和小妾先后生过３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
在这段叙述中，编著者大概是为尊者讳吧，很少提及他纳妾及妻妾争宠的劣迹。他家庭不幸的原因，“海瑞应负有责任；细究起来，他的母亲谢氏也难辞其咎”。海瑞是由寡母谢氏含辛茹苦带大的，“不能接受儿子因娶妻所带来的感情转移，势必虐待儿媳，阻挠其夫妻感情，以夺回儿子对自己的爱。”这样说，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多次休妻，却不能说明他为什么多次纳妾，更不能说明60岁之后还买下两个小老婆。
手头上一直没有吴晗先生所著的《海瑞传》，不知吴先生是如何处理、剪接、描叙、评说海瑞公开买妾的史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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