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小妮将出院后的小龙安排在邻村的一套出租屋里，找了一位50岁的老妇人做钟点工，帮忙照顾小龙。香港老头一个月给她4000元钱，支付她住房的房租和生活开销。她是这样开销这4000元钱的：支付小龙租房花800元，钟点工300元，小龙每月的生活费用1000元，她省吃俭用多少还能存上一点钱。
随着小龙一天天康复，小妮渐渐稳定了情绪，开始冷静地思考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她祈祷小龙早日康复，打算先将小龙送回他的家乡，自己瞒着小龙继续在深圳任人包养，至少租房和请钟点工的费用能省下来了，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再回到家乡，两人一起开间小小的杂货铺，小龙主内，她主外。她想，这样也是可以养活两个人的。
可是，病魔并没有放弃对小龙的折磨。继右腿被截肢之后，右腿神经系统患上了莫名其妙的换肢痛症。这种噬咬神经的痛楚，是将那天晚上飞车碾腿的一刹那巨痛永久地烙印在心里，再一遍遍地经典回放，痛楚就如此一点一点地折磨着年轻的小龙。
早痛晚痛一天24小时，那种碾压、切割、碎裂神经的疼痛无时不在，更无从逃避。小龙几次想自杀，都因为小妮的眼泪与欢颜而放弃。大量的药品与日常开销，都需要不少的钱，小妮每次都拿得出来，这令小龙很是迷惑。
一日下午，小妮在照料完小龙后回到她在出租屋里的家，打扫收拾房间，准备香港老人回来过夜。
突然，一阵沉闷的敲门声把她从忙碌中唤醒。有人在猛烈地捶门，像是发了疯一样气急败坏。小妮贴近门上猫眼洞口，从里边向外探望。
出租屋的水泥台阶上站着的是架着拐杖的小龙，他头发被吹乱了，正在猛烈地用手捶着门。
小妮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在这场令小妮无法言说的三角戏中，只有小龙常常能够令她心疼，让她对婚姻生活有一份憧憬。
“他在哪儿？”小龙一进门就问。
小妮知道小龙找的是谁，低垂着头，坦白地说：“在香港。”
“你，你真的不是东西……”小龙沉着脸，架着拐杖围着小妮艰难地转了一圈。
小妮无言难对满脸羞，呆呆地跌坐在沙发椅里，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像一具干缩的木乃伊。
“你这个婊子，不要脸的骚精，天哪！我实在忍受不了呀……”小龙竟然举起拐杖，恨不得一棍下去结束小妮的性命。
小妮蓦地从沙发椅中弹了起来，两臂使劲乱挥，大声嚷嚷着：“你，你好，你真行，汽车跑了，你躺在地上，我哪有钱啊？我就是那天晚上才Call的这个香港老头的嘛，他还给你出了4000元钱呢。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钱哪……”
“我要回家了！”一阵宣泄过后，小龙就像暴雨洗过的天空，显得异常平静。
小妮的嘴角**了一下，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你不要走！”小妮急了。
“我不走，我留在这里，看着属于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床，我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从他那里骗来的钱？”暴风雨再次猛袭过来，小龙像是要随时扑上去的样子。
小妮让步了：“等着我，等我从他那里搞点钱来，我们一同回家……”
“那绝不可能。”小龙拖长声音说。然后，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
一个星期后，小妮突发“反应性精神病”，首次入住康宁医院，开始了她的精神疾病之旅。但是，像是要逃避什么，从此后，无论如何发病，她都绝口不提小龙的名字。
来自精神病院的另一份2000年的病历，也较为详细地揭示了一位年轻“二奶”的不可避免的一种归宿。
姓名:刘青。本人出身:农民。性别:女。文化程度:初中。年龄:21岁。永久住址:四川省某县。籍贯:四川省某县。职业:服务员。婚姻:未婚。入院日期:2000年10月2日。
患者因“情绪低落９月余，兴奋，话多，易发脾气３月余，言行怪异１月余”而收住入院。
患者1997年底来深打工，在娱乐场所做DJ。此后曾与几位“男友”同居过（据医生后来了解到，应为被几个不同的男人包养过）。今年3月份患者发现自己患上“尖锐湿疣”，自行去广州治疗，其间患者闷闷不乐，常有消极念头，无消极行为。两个月后，患者治好性病后，情绪也逐渐恢复正常。
去年9月份患者开始出现过度兴奋、话多、夸大、易发脾气等症状，与其姐等人说话时，别人常插不上嘴，速度较快，语音也较大，并经常以客人都说不过她而自得。经常跟其姐比，说自己的身体好多部分都强似姐，常为小事心烦，也常与别人发脾气。
同年10月，患者搬至姐姐家住，认为其姐男友爱上她，曾经有４天用各种方式反复纠缠其姐男友。在其姐男友坚决表明态度不予理睬后，患者也被其姐责骂，后搬回自己的住处。３天后，其姐被告知患者在自己的住处脱得一丝不挂，背个小包，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把家中物品丢到外面一地。拿着磁带当手机在打电话。其姐赶过来照顾她，发现患者明显话多，但没有固定主题，如“电视上网，手机上网，买西北方向的股票”等，偶尔也会提到其姐的男友，也会责骂其姐。一次，患者还说“洗澡感觉有许多人在帮她洗并听到床上有人哭”。10月19日，患者被家人送来入院。半个月后，病情稍有好转，患者被家人送回家乡。家人反应患者话多，经常按电视机说可以上网，并把电视弄坏。喜欢做事，并主动帮家人做农活。10天后，患者不顾家人的阻拦返回深圳。昨晚患者在家中脱光衣服，又唱又跳，把家中物品丢到地上与洗手间，并在家中不停喊父母及邻居的名字，并与他们对话。又拨弄电视机说是电视机上网，一夜未睡。因家中无法管理，今日由家人强行送入我院。
既往史：曾患“尖锐湿疣”，后治愈。
个人史：幼时正常，初中毕业。病前性格内向，未婚月经正常，有恋爱史，有性生活史，曾于7月堕胎一次。
病情诊断：双向情感性精神障碍。
这是一个当代典型的“二奶”故事，流露出“二奶”终极结局特有的低俗色调和悲剧色彩。
2003年5月，一个闷热而平静的下午，一位自称为阿良的“二奶”冲进了我所服务的报社驻深办公室。自从我离开《香港商报》加盟香港《文汇报》两年以来，由于负责深港两地报道，有些“二奶”特意寻上门来请求报社帮助她们在香港找寻“丈夫”，仅我就接待过三四个这样的人。大多数的人，仅仅是向媒体倾诉一番就“无疾而终”，留下的电话号码也是假的，让我怀疑她们前来寻求帮助不过是一时冲动之举。在这三四位“二奶”中，只有阿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天，她气咻咻地冲过来，眼神飘忽，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肩上背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胸前用细塑料绳子挂着一张用厚厚的纸板糊起来的红色“大字报”。红棱纸面上贴有七八张同一位男性的照片，还有男性抱着一位小孩以及看上去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衣着干净，相貌平常。他的相片旁边，用黑色毛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大字：香港臭男人，丧尽天良！抛弃我母子，请问良心何在？
她全身在抖动，目光很纯真，是个迷失的灵魂。她个头矮小，头发浓密，发梢不听话地随意乱翘。看上去整个人邋里邋遢的，十分寒伧。我请她卸下“大字报”，放下孩子，让她在我对桌的皮椅上落座，返身到走廊的饮水机边，给她去泡茶，她跟在我后面叫嚷着：“只要白开水！只要白开水！”
我刚刚把一次性塑料水杯递给她，她立马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掏出一个红塑料袋，就像是垃圾袋的那种，从里面抓出一把黄豆抛进水杯里。
“记者，快看，我就是想叫你看看，你仔细看看！”她的语速极快，像一杆重型机关枪在扫射。
一次性水杯里，大约三四十粒黄豆在温水的浸泡下，不时地冒出几个小气泡。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啦？
“我家那个臭男人，整日里想毒死我，他每晚偷偷地溜回来放毒，我家所有的东西，吃的用的，都被放了毒——”她慑人的鹰眼定格在我的脸上，有点阴森恐怖的味道，“你看看，你看不到吗？他，他放了毒的！”
“没有啊，怎么可能？”我定定地看着黄豆，研究了半天，还叫来了办公室主任黄小姐研究，她毕业于湖南湘潭医科大学，后来才转行。
一个多小时，我们静静地听完她的故事。黄小姐把我叫出办公室，露出一副世事洞明的神情：“你最好不要管了，说服她去看病，她十有**得了癔病。”
“我就是一个被人包养的‘二奶’。”阿良说。
阿良在粤北龙川的一个小镇的贫民窟里长大。19岁那年春节，为了寻求家庭中得不到的温暖，她看上了一位嘴甜如蜜的离异男人，那人是镇上的小包工头，比她大五岁，带着３个孩子。最可怕的是，男人曾经吸过毒，认识阿良时，男人刚戒了一年，而阿良浑然不知。
结婚半个月后，阿良听亲戚们闲谈说到，丈夫离婚是因为他包“二奶”，他老婆凶巴巴地扔下３个孩子远走高飞。他之所以没有让“二奶”转正，是因为这个“二奶”不容他的３个孩子。现在，她不是“二奶”，是明媒正娶的续弦，不是她不容３个孩子，而是３个孩子没有一个肯认她的。３双冷眼似利剑，几乎将她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全部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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