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31岁那年，阿金在经历了婚姻的破裂与打工的艰难之后，是因为不知情被人包养的话，那么，她的胞妹阿银则是盲目地跟着感觉走，明知是当人家的小老婆也心甘情愿地一头栽进烂泥塘里去。如果说，姐姐的“二奶”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委屈、求乞和辛酸的话，那么，妹妹的路途表面看起来似乎要平顺一些，仿佛也多了一层幸福。也就更让一些不知实情的外来妹心生羡慕，想着如何等着一个好价钱给包出去。
阿银，1974年生，今年30岁。皮肤白皙得让人看得见微细的浅蓝色血管，就连微微一笑时面庞也会瞬间绯红。1月26日，正月初四下午，我拉着阿金女儿的手，和阿金一起去探望她时，她刚刚送走钢琴老师回来。看见我跟她姐姐很熟，也把我当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坐坐。
她家客厅不大，一架德国公主牌立式钢琴赫然而立，深褐色的琴面纤尘不染。墙角悬一把古典吉他。电视柜旁有一组半人高的音箱和一个中型功放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这是谁的？”我指着吉他问。
阿金抢着说：“是阿银老公的。”
“是啊，他最喜欢音乐呀！他逼我去学钢琴时就说过，将来我们都失业了，你弹钢琴，我弹吉他，肯定饿不死的。”阿银的笑容是一种心满意足的证明。
“钢琴学了多久了？”我有些好奇。大多“二奶”的家庭都还在温饱线上浮沉，这个家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还在追求情调的嘛。
她想了想说：“一年多吧，拜尔差不多要完了，599弹到十几课。”
“弹一只曲子吧！女娃娃一直在家吵着要听呢！”阿金将女儿抱到沙发上，母女俩端坐着，像在等待一场音乐会。
“新年新曲，来，弹一支吧！”我轻轻地拍掌。
阿银的脸突然红起来，她说：“弹一曲《少女的祈祷》吧！我刚学的曲子，我很喜欢。”
她在琴凳上坐好，打开琴盖，先试着按下一串清亮而迷人的音符。
渐渐地，这个狭小而充满市井之气的城中村遽然远去，在午夜山风、竹音和薄雾的引领下，一位穿着古典英式长裙的少女迎风而立，双手合十，面对月空、大地和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祈祷她的未来之路，期待她的命运出现奇迹。
“啪，啪”。一曲刚落，囡囡带头鼓起掌来。我和阿金也鼓掌，阿银脸更红了。她放下琴盖说：“老师说，我最近半年的进步很快，我想去考级。可能几年之后，说不定我也能教琴呢。”
“教琴？能养活自己吗？”阿金疑惑地问。
我笑着说：“教琴肯定能。现在的钢琴老师多俏啊，一节课就收100元。”
“你知道李云迪的老师但昭义吗？我本来想找人请他教课，但是太贵了，听说要500元一节课哩！”
“李云迪是谁？”阿金瞪大茫然的眼睛。
“姐啦，拜托啦，你什么都不知道！”阿银无奈地笑着。
这一年，钢琴王子李云迪还没有扬名国际，但在深圳早已声誉鹊起了。
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正月初六，我约阿银去村内一家西餐厅聊天。
阿银是个很合适的谈话对象，素质较高，和村内其他“二奶”不太一样。当我们迂回曲折地把话题扯到村内的“二奶”现状时，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社会上“二奶”现象的产生，我觉得社会要负一定责任。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一些极端方式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我不是被男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重病。我们永远都是弱者。这一点，社会上的人们注意到没有？吃饱了喝足了的人们只会唾弃我们，但是，如何来改善我们这批人的生活，在我们奉献聪明才智时，也能衣食无忧呢？还有，为什么光指责“二奶”，就不讨伐、制裁男人呢？要不然，只要有男人包，“二奶”现象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
你分析过没有？几乎所有的“二奶”都是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假如长得太难看，也没有男人包她，也许她会安心地在家乡嫁人，就算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环境，外出打工的话，她也会老老实实，不会有别的更多想法。在这个村里，大家（“二奶”们）有不少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起码有兄弟姐妹超过４个以上。你一旦外出打工，往往逼得去卖血卖身也要搞点钱回家，养活他们，甚至供他们上学、盖房、讨老婆！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或恋爱。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文化。外出打工经历相同：孤立无援，吃尽苦头，因而常常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
你看看，社会上那些做“鸡”的，被人包的，乐意做这一行的有没有？或者多不多呢？我总觉得是心甘情愿。那种烂人是极个别极个别的。要不信，你去问问，她们心里会平衡吗？不平衡又能怎么办？社会会正眼望一望她们吗？
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甘愿做“二奶”？
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惟一出路。但至少对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就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光拿钱不做事，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５岁造名册，就是国家干部，就有了国家工资。他们可以这样子，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养？
你可能也听我姐姐说了，我们家很穷，我姐姐14岁时开始帮人带娃娃，一个月赚20元，我也是这样，12岁就开始帮人带娃娃，和姐姐一同赚钱养家。那时，只想减轻父母负担，帮帮家里，让家里人的日子过得稍为像样点，我自己吃天大的苦，甚至干什么都无所谓。
我来深圳打工，认识的那些男人，嘴上说想找我做女朋友，但一个个都像狼一样，恨不得扑上身来，和我干那个。我很难接受，觉得好多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事，都在我身上发生了。
我姐是1991年来深圳的，我晚她４年，1995年出来打工。当时广东新会市招工，我进了新会市一家私人制衣厂，是个黑店，每天只给我们20多元工钱，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人累得快断气了！我偷偷写了信给姐姐。当姐姐从深圳赶来救我时，我一看到亲人，就哭了。那时，姐姐也很艰难，她患妇科病刚刚出院。
离开新会，我和姐姐住在一起，白天出门拼命找工作。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楼的招工启事，一个人按照地址找到宝安的福涌镇上。老板是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仔，他带着我穿大街走小巷，走了很远。我一路上在嘀咕，酒楼那么远吗？
他将摩托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告诉我，这家商店也是他的，要我进去帮他收拾一下。你要在人家手里讨碗饭吃，人家要你帮忙你能不去吗？我随他走进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食杂店，他突然转身紧紧抱住我。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坏了，用脚死死地踩住他的脚，刚刚挣脱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他敢靠拢我，要过来，我肯定要戳过去的。四川妹子这么刚烈的性格，他吓坏了，不得不跑出门去。
这以后，我又去下沙一家工厂打工。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我受不了这种污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天哪！他是老板的亲戚啊！维护女性尊严的代价是我再一次卷起铺盖滚蛋。
见工的时候，我遇见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我觉得，男人对我，都是有企图的。我不知道，现在男人怎么
1996年下半年，我不想再去那些烂地方打工，就在一间设在皇岗口岸附近的发廊当洗头妹。洗头妹不论多累，也没有在工厂流水线上屙尿都要算时间那样紧张劳累。洗头也不难，多到发廊去洗头，手艺也就偷到了。我想，难的是你要洁身自爱自重。在发廊里，我对女顾客很热情。对男客嘛，我觉得，很少有男人的目光像剥光我衣服那样停留在我身上，因为发廊里漂亮小姐太多了，她们一个个巴不得男人的眼光停在她们身上。她们一招一式总想勾引那些来洗头的男人，这些男人绝大多数是港客。
当然，也有许多男人给我留电话，约我喝茶，我从未出去过。每次收到他们的名片，我随即塞到包里去。我是不想卖肉的。
1996年腊月二十九上午，我打辆摩托车准备赶到发廊上晚班。为了在年前生意好的时候多赚几个钱，我没打算回家过春节。不料，摩托车仔不小心，和一辆的士撞了车，我头被撞破了，流了一地的血，被路人送到红十字会医院。
下午我醒过来时，头上给缝了10多针。医院说要我交1000元费用。我吓死了。姐姐在年前赶回四川过年去了。在年关的时候，我找谁帮我交钱呢？举目无亲，谁会来救我！我翻出包里的港人名片，给他们打了一大通电话，都用各种理由推托，只有一个港佬来给我交钱。他已经51岁了，虽然是个货柜车司机，但穿戴时髦，整齐干净，与大部分司机不太一样，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他帮我办理好了一切出院手续，然后，打了一辆的士，送我回到和姐姐租住的房子里。临走的时候，他想了想，将一沓人民币塞在我的手心，还叮嘱我定时去医院检查。等他走了，我数了数，他给了我1000元钱！
那一年除夕，我孤零零的一个异乡人在本地过年。捧着他的钱，想起他对我的好处，心中除了感激，还是感激。我想，好人哪！什么时候再能看见他，我一定好好地对他说声：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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