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城中骚乱
袋鼠不得不掂量但又不愿掂量的，就是大众精神。一群人聚成一团并不见得就成为一群暴民。一群人偶然相聚，可能只是因为一时好奇，或许是聚在一起听点什么，或是出于某种真诚的愿望而集会，或者说干脆是动机不一的凑群儿而已。大众精神是复杂的，其最为低下者构成暴民精神。那，究竟何为暴民呢？
简言之，就是一群意识到自己弱点并为之作呕的懦弱之人聚首一起，紧紧抱团，以满足自己的盲目毁灭欲。还说不上是复仇，复仇是比暴民稍高一等的群众之所为。
今日对集体心理的研究因其力有不逮而显得荒唐。一旦你触动了某些弹簧，人就会变成一种自动装置，以某种自动方式工作。这些弹簧都贴有标签，成为人类心灵的键盘。现代心理学如是说。主要的标签是从众本能、集体兴趣、饥饿、恐惧、集体威望，等等。
但是，若要进行对集体心理的研究，其唯一的途径是研究孤立的个体。你对个体的概念，是你全部的描述之基础，在此之上建立你的科学学说。基于这个道理，人类的科学研究、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就永远也算不得什么科学了。因为永远不会有一门确切研究个体生命的科学。
解剖学是以死尸为前提的，邓南遮这样说。你尽可以建立一门儿关于尸体的确切科学，前提是你从死尸做起，但千万不要从一个活物儿那里推断。在生命本身和生命的任何瞬间上，你无法建立一门科学。
这是因为，甚至科学也必须始自定义或精确的描述。可你永远也别想定义和精确描述任何活生生的生物。铁只能是铁，否则就停止了它的存在。可兔子或许可能进化成某种是兔但非此时之兔的东西。所以，你怎么能定义和精确描述一只兔子呢？生命里总有这种不稳定的创造成分在其中，正是这个，科学永远无法对付。科学可是因果之学说啊。
在我们开始任何一种高雅的学科之前，我们必须不加深究地相信一个纯粹非科学的事实：每个活生生的人之个性的灵魂，无论如何渺小和简朴，都以个体的方式与所有生命的源泉相连，正如人，用宗教术语说是与上帝相连、不可分离一样。任何一种生命都是如此，甚至一只蚂蚁或一只虱子，都各自与我们称之为上帝的伟大生命冲动相联系。把这种关联称做生命意志并非很贴切。它要高于生命延续的意志。它是生命意志的延伸，是变革的意志、进化的意志，是进一步自我创造的意志。也可以说是向着进化的意志，但又不仅仅是进化。这里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从蝉到蝴蝶的变化不是因果关系。这是一种新的创造姿态。科学尽可以殚精竭虑，可从蝉到蝴蝶的变化绝然是非科学的、无逻辑的、非自然的，如果我们采用科学对自然所下的定义的话。这就是这奇特的创造冲动即上帝之呢喃的答案，它是一切事物之唯一永恒的动机。
人亦如此。他被说成是因果的产物，或者说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这两者是一致的。自由意志意味着按照理性的选择去行动，理性的选择就是纯粹因果的例子。逻辑就是因果论的典型例子。而理性主义即是将理念工具化并以此统治生命，则是十足的机械化甚至是自动化的因果过程。理念或者说理想变成了固定的原则，从而生命，像任何其他的力量一样，被驱使着按照特定的动作进行机械性重复，千百万次地一遍遍重复——按照特定的理想。同样，基督教民主世界规定出特定的动作，人们便依此重复这些动作，最终他们会认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动作。这纯属自动化了。科学家描述野蛮人，或古埃及人，或阿兹特克人，认为这些远古的人们不过是像我们一样受着同样的驱动，以一种野蛮笨拙的方式行动。“他的宇宙中有着太多的自我。”他们曾有过奇特而不可思议的动机和冲动，同我们的一样“正常”。而我们的“正常”动机会停止动作，甚至就像亚述人早已停息的那些动机一样。我们的“正常”和正义将来会崩溃，别种正常和正义会应运而生的。
现在该说暴民了。人类的绝大多数总是而且将来永远会是无助无奈的。这就是说，无力诠释上帝欲的新冲动。头脑之最高级功用是信使的功用。人体内奇特的上帝欲的悸动和搏动本来会永久被忽视的，幸亏有几个十分敏感和无所畏惧的人艰苦奋斗才将那种低级黑暗的悸动奇特地转换为公开的行动和言语。如同一种无线信号，新的启示进入灵魂中，悸动，悸动，悸动着。它跳动，跳动经年，直至头脑因着这黑暗中新的敲打声而恐惧，才被迫聆听并关注之。
这是因为头脑在自己的房间里忙碌着，这间房子叫宇宙。宇宙之外怎么能有别的东西呢？
不过，的确有的。我们的宇宙之外总是有什么东西，而且它总是在最内在的知性灵魂的门旁，在那里搏动——搏动，搏动——搏动——搏动，搏动——搏动着，就像一台无线控制的机器在无声地跳动着。一千个人中往往有九百九十九个人是什么也听不到的，绝对什么也听不到。他们在自己完美如同家一样的宇宙里喧哗着，开动他们的火车，发动战争和民主去拯救世界。于是，他们什么都听不见了。有极少一群敏感的人感觉到了这种搏动，受到了震惊，从而呼唤更多时髦的美德、善良和正直。可世上全部的正直和善良并不回应这搏动，也不诠释这启示微弱但痛苦的搏动。
没有摩尔斯电码，永远也不会有。每个新的电码都会超越现存的。现在，我们在朦胧中感触到那搏动，就会呼喊：“更多的爱、和平、慈善、自由、自我牺牲。”这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坏，因为用旧电码机械地破译新的搏动会酿成疯狂。可能是因为甲状腺活力不足，或者是’肾上腺素皮层没有分泌，或者是脑垂体或松果体功能不足。但这是神经衰弱和心理变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神经衰弱源自对暗示的忽视或错误的诠释。世上最优秀的人往往做出最差的诠释来（威尔逊总统即是一例），这是正义之最为痛苦的悲剧。实现旧式正义的英勇努力最终成为纯粹的错误。过去的人选择为未出生的真理殉难，可生命自身则会给予他们较之殉难更坏的东西，如果他们坚持旧的真理时间太久。
天呀，竟然没有摩尔斯电码来破译这新的生命冲动，这新的上帝欲，而且将来也永不会有。每出现一次，都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育活措辞。从而一套全新的宇宙观念渐渐诞生了，旧的观念渐渐被甩掉。
说眼前吧。那黑暗的上帝又在敲门了。芸芸众生充耳不闻，但会说：‘宇宙的事儿我们全懂，我们要做的是把它变成一个真正惬意的地方。”于是他们制造出更多的飞机，建起更多的老年膳宿公寓。而当威廉二世制止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便愤怒了。较为敏感的人听到了什么，感到了新的驱动，开始躁动起来。他们喊到：“我们心地并不纯洁。我们过于自私了。让我们教育穷人吧。让我们拆除贫民窟。让我们拯救孩子们。让我们倾尽我们的所有，用于高尚的教育工作吧。”于是他们比以前多花费了一些，但远非他们的所有。其结果是，现在每个人都能读报并讨论世界政治，并十分一厢情愿地自以为算得上是人民的小小上帝了。
这敲击声一直在继续，继续，继续，直到有人不仅敢于而且能够倾听和努力诠释之。每个新的语词都是一声诅咒，注定如此。隐语、狂言、神秘的废话，如此等等。邪恶，反文明。这一切倒也属自然，因为人的心理机器一旦围绕上某个特定的理想，就不会停止转动。
可长久以来，甚至在木开化的庸俗阶层里——在这个阶层里多于在一心赚钱的中低阶层里，那种上帝欲在人们灵魂里搏动，搏动，几乎令他们发疯。他们对任何新的诠释充耳不闻。他们会嘲弄为新诠释做出的努力，定要将它嘲弄至死。他们就是这样处于一成不变的理念和与这理念保守作对的力量之间，如同身处锡拉礁岩与卡律布狄斯大漩涡之间又他们必须摆脱这两险的夹击。因为他们背后就是那无可名状的上帝欲的湍流，在冲着他们向前，向前，通过这海峡。
可他们永远也无法穿过这海峡。他们不知道还能过得去。锡拉必须击败卡律布狄斯，后者也必须击败前者才行。于是，人类这头魔鬼，锡拉般的平等理念做头，卡律布狄斯般的工业主义和占有性的保守主义做尾，疯狂地嚎叫着，抽打着海峡，直到任何企图穿行的船只被掀翻。
嗯，锡拉一定要与卡律布狄斯决个胜负，就是这样，而我们必须在海峡外等待，直到这场风暴过去。
可是它还不会过去。
这就是大众的状态。它被驱赶至发疯，驱赶它的是上帝欲的马刺，对此它无法倾听或诠释。它被驱赶得犯下了错误，因此而发疯。它受了虐待，被虐待得发疯了。
那么请问，错在何处？大众并不知道。那燃烧搏动着的无意识与明亮如白昼的意识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今日的劳工一方看透了形势，如同看透白昼一样。资本一方亦然。可那如同白昼的形势与此无关。是那个上帝欲，即未被承认、并不存在的上帝欲令他们发疯的。
他们是可以成为暴民的。一群暴民就像一群被马蝇逼疯的阉牛，疯狂地冲击牧民的帐篷，以为所有的恶魔都是从帐篷里飞出来的。在无意识灵魂那颤抖着的伤口与可视的存在那扁圆的世界之间有一道鸿沟。一种虚弱和伤害感，最终变成难以忍受的冤屈感，使人发疯发狂。这种疯狂促使人非摧毁什么不可，无论代价几何。因为，只有那扁圆的可视世界是存在着的。
可是，只有那圣灵之马蝇，虽不曾被人倾听，却是一切的真正原因。
但是暴民们是没有什么方向的，即使其毁灭欲里也没有什么方向。复仇的民众则有方向。试图跟他们理论是徒劳的，民众是不靠理性行动的，他们甚至不是靠理性聚合起来的。集体意识愈是强烈或伸延，真正理性的个体意识愈是要沦陷搁浅。
说到群体本能，它有多种，主要的有两种，即恐惧本能和攻击本能。但复仇本能不是群体本能的一部分。
看看群体本能的沟通方式吧。一个群体里的个体之间的沟通靠的不是思想，不是通过任何说出的或已知的东西。它靠的是潜意识，是心灵感应。
为什么一群鸟儿会突然飞离树梢，一致行动，齐刷刷飞起，聚成一群，盘桓如一团云，扑向水面？没有什么可视的记号或沟通形式，靠的是心灵感应。它们栖息着，等待着，让个体的头脑进入集体恍惚状。随之一声响！完成了它们的一致，意识或暗示划一，动作亦整齐划一。
这个所谓的心灵感应是了解所有群体本能的线索。它不是本能，而是脊椎电报，就像无线电电报一样。它是群体中所有个体脊椎系统巨大的神经中心发出的各种震颤之间的相互作用，直至振幅完全一致，从而他们有了同一个头脑。这种万众一脑状态持续时，脊椎中的神经震颤的特别振幅会不断地穿过他们的身躯。一旦这震颤渐渐平息，群体就会分散开来。
这种脊椎的感应是动物间沟通的真正途径。可能在头脑和理性意识最为薄弱的地方，脊椎感应最为发达。的确，理性和脊椎这两种意识形式是相互排斥的脊椎感应的最高形式，似乎存在于巨头鲸身上。这类漫游魔鬼们之间的通讯迅速而完美，令人咋舌。它们在海洋中懒懒散散地游大、捕食，自成一体，并不抱团儿。可是，突然一波迅速的思想浪头发自领头鲸，立时母鲸和小公鲸们产生回应，迅速排列起来，鲸群神速般地调准准确的方向。或许水是脊椎感应的最佳传导器。
脊椎意识和感应，蛇就是以这样的智慧著名。它造就了拿破仑这样的神奇领袖——他有能力向他的人发射出震颤和信号，毫不需要理性意识的中介。这决非理智的力量。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理智力量的颠倒：这种力量倒不如称之为至愚，它是无智的智慧之绝顶智慧。这正是对前意识的绝妙复归。
这种前意识似乎在大鲸鱼身上最为完美，比在候鸟身上还要完美。排在鲸鱼后面的是狼群、鹿和水牛。但在冷血的鱼、蛇和两栖动物身上最为绝对。除了这种冰冷的脊椎震颤外，鱼再也没有其他反应了，而这种反应是盲目的。鱼的意识似一堵石头墙，只限于自己，别的它一概不认。像石头一样，漠然、冷漠、孤独，可鱼还是有辐射通讯的能力。这就是心灵感应的形式，如同镭放射，主要放射恐惧。恐惧是首要的驱动之神。
然后说到两栖动物了。他们有性生活，在冥冥中能大概辨认其回应者。它们要靠吸引才进行接触。这是新的动机。鱼从来不因受吸引而接触，对它们来说只有食物和恐惧。而在两栖动物身上就有了第二种心灵感应的震颤，即交感。最基本的意识是冰冷的，智慧是孤立的，冰冷如月，对其他事物一概不认，只认自己，全然微妙。但是，性产生了，这种孤独随之被打破。另一种流溢开始了，它必须寻找回应者，这就是爱。
这就是脊椎动物们的心灵感应和他们之间的沟通。蚂蚁和蜜蜂也有单一的意识震颤，他们甚至有完美的神经结交流。不过只须看看脊椎动物就够了。
在巨头鲸身上，爱的**、对权力的**和独自称王的**都十分强烈。这巨大的雄鲸以最为强烈的占有和呵护性的爱的震颤将他的鲸群拥抱凝聚在一起。同样，他以最为强烈的权力震颤令鲸群恐惧服从。这就是统治所有脊椎动物的两种最大的心灵感应，对人和野兽来说都是如此。人，无论是在野蛮的部落里还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都被这两种巨大的震颤所凝聚，这震颤无意识地发射自领袖人物、统治阶级和权威人物。首先，权力阴影的巨大影响会造成信任、恐惧和服从；第二，呵护性的爱之巨大影响会促进生产力，创造安全感。这两种强有力的影响发射自格莱斯顿或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男人，虽然他们并无此心，但的确他们有这样的影响。只有格莱斯顿和林肯的言论能自圆其说。他们两人都坚持爱的影响，谴责恐惧的影响。
当人们攻击所有的领袖时，就会产生暴民。对真正活生生的行动来说，理性和脊椎的意识应该是和谐相处的。在恺撤和拿破仑身上，发自脊椎的权力影响占上风，从而打破了平衡，因此他们失败了。在林肯和威尔逊总统身上，发自脊椎的爱的影响超出了平衡，因此他们也败了。这两种形式的影响之间没了平衡，头脑就会一往无前，直至荒唐。拿破仑的脑子就是这样直奔荒唐而去的。
打破这两种大的控制性影响，其结果不是简单的向某一种影响的倾斜，而是第三种情况，即暴民状态。人的头脑以一种可怕的自动性运转，它与脊椎意识无甚真正的关联。脊椎内的交流渐渐聚合起力量，这些与所有的理性表述无关。其震颤逐步增强，直至突然发出“喀嚓”一声响来！于是有了革命这样的怪现象，如俄国或法国革命。这是巨大的破坏性的爆发，是反权威阶级的巨大喷发，还是集体脊椎精神对正统精神权威采取的激烈而盲目的报复。俄国革命中，受教育阶级反倒成了敌人。革命的灵感来自对理性阶级的仇恨。但是革命不应是暴民运动。革命是有方向、有领导的，无论如何短暂。其破坏性疯狂是有所指的。
我们今日最终的问题是，群众会否堕落成暴民，或者他们能否仍然保持住方向。所有大的群体起义都是对彼时统治意识的报复行为，是人之强大的脊椎意识的爆发，去粉碎统治人类的僵固理性意识，它已经堕落，变得机械。
严格说，大众总是没什么脑子的。他们的意识主要是脊椎意识。时而一些非凡的生命理念冷却下来，在他们心中形成僵硬冰冷的熔岩，脊椎的力量会不顾理性意识，在熔岩下鼓动起来，直至达到将他们熔为一体的热度即震颤的剧烈强度，人便像热血的鲸鱼一样成为非理性的巨大的一体，随后，像鲸鱼突然冲击折磨他们的船只一样，人开始冲击文明的大船了。或者，像冲破窒息它们的坚冰的鲸鱼，他们会冲破僵固的意识即凝固的理念，盲目地反抗之，一遇合适的时机，会突然发出呼喊，就像一声战争的叫喊、一句口号，运动便从此开始了。
我们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一大教训就是，人活到最高境界时，就成了一个孤独的个体，直接与心中求知的神进行灵魂的沟通。
但这一教训带来的是傲慢的危险，特别是精神上的傲慢。
人达到最高存在境界时，是孤独的、孤寂的，只剩下其**裸的自我，只与未知的神接触。
这是我们表达涅檠的方式。
树之开花的完美在于其有匍匐的根。同理，人之达到个体存在的完美亦是依赖于他的根生在人类中，其脉搏与人类共跳动。未知的神在心中，在人的中枢。但这个中枢必定要将其根子扎在人类这巨大的**之中才行。
简言之，“精神”要学会一个教训：它是有其限度的。对个体来说是如此，对大写的人或者说人类来说，需要学会更苦涩的教训。是个体拯救人类。但伟大个体中的最伟大者必须将自己颤动的根深深地扎在人类活的**之黑红的灵魂中。这是佛教徒及其所有提倡纯粹精神者必须吞下的苦药。
简言之，人，甚至伟人，并非只靠他的精神和他与上帝的接触活着，不能靠涅檠这样不可企及的境界活着。保佑心地善良的人，保佑精神贫穷的人。他被迫与大众和谐相处。如果他否认这一点，就等于砍断了他的根。他与人类纠缠在一起，就像树之根盘缠住地下的石头，深扎在肥沃的土地中。
对于这像根一样的脊椎意识来说，又是怎样的情形？神秘主义者会盯住他的肚脐，永远试图将自己连根拔起，升入涅檠境界。不过这至少有一半是幻想罢了。但是人们的脊椎意识中心之间都一直强烈地相互影响着，那深层的盲目电流震颤着闪过家庭、国家、民族、大陆甚至世界。没有哪个人能真正孤立自己。所以说，这种脊椎的相互作用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永远应该如此。
而这种脊椎的相互影响是受极化规律支配的，因为它是一股活跃的、极化的良心力量的相互交流。这其中有双重的极和双重的方向。在同情或爱的巨大行动中，其脉搏向外向下，爱是给予弱者、穷人和卑贱者的。那广大的群众现在成了吸引力的正极了，这些人是妇女和劳动阶级。
人类脊椎意识的巨大电流似乎全部流向这个方向。但这整个运程却是一个极化的回路。如果过分坚持某一个方向，改变回路，就会发生可怕的崩溃。由此我们谈到了相对论的另一面，即动力生命中的相对论。
当这种流动是同情或是爱的流动时，弱者、女人和大众就构成了正极。但平衡靠的是严厉的权威来保持，它即是回流的力量。
当这种流动是权力、威力、威严和荣耀时，它最终是要流向某一个个体，通过贵族的途径，流向一个辉煌的中心：皇帝、教皇、暴君、国王之类。这是在生子面前所行的屈膝礼。
在这两股流动的平衡之间，是人类稳定的秘密。而任何一股流动的绝对胜利也肯定意味着它立即要崩溃。
我们已经朝着第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了。民主几乎大获全胜。唯一剩下的主子就是工业老板了。连他都要被摘掉其王冠。劳工将要戴上日常的绝对王冠了。甚至最高的那顶帽子都注定是他们的了。劳工将成为自己的老板，掌握自己的资产和前途。蛇将最后一口吞食自己又统治取决于财富。消灭统治，就得建立集体所有制度。那就建立这个制度吧，因为严格地说，这种建立在金钱占有基础上的优越较之任何工党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虚伪更坏。就让蛇吞食它自己吧，随后我们会有一条新蛇的。
劳工当上自己的老板之日，这场戏就完了，尾声便开始了。而每当现存的老板借助金钱成功时，我们得到的就是目前这种无聊和怨声载道的状况。我们正处在魔鬼和深渊之间。
理查德要的是某种新的表现方式：对生命神话重新承认，远离赚钱、有钱和花钱的索然。它意味着对差别的重新承认，承认高低，承认某人适合做公务而另一个人则享受荣耀，因为他具备威严。所谓威严，是纯粹个体与生俱来的威严，而非拿破仑那种当作强劲工具的威严，也不是德是那种雕虫小技巧装的威严，而是特立独行的人的威严，既有其全部的弱点，亦有其力量，有其可爱之处，亦有其威力和恐惧。他是挺立在黑暗上帝和血管里淌着黑血的大众之间的特立独行之人。“现在，”理查德说，“袋鼠处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他想为财产所有者保护财产，将劳工从自身、资本家和政客那里解救出来。事实上，他想拯救我们所有的一切，这是办不到的。你不能既要吃你的蛋糕同时还要占有它。我更喜欢威利·斯特劳瑟斯。布尔什维克主义至少并不多情。它是通往结局的最后一步，无望的结局。不过，就是灾难也比目前这种模棱两可的虚无强。袋鼠自己想成为上帝并拯救一切，这副样子教人恼火。作为自诩的上帝，长着一个袋子似的肚子的袋鼠比斯特劳瑟斯所谓人民的上帝还要差。尽管这是选择某个恶魔的把戏，但我一个也不选择。我选择的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做出决定后，理查德来到悉尼的堪培拉大厦参加工党的群众大会。工党已经失去了不少基础，正陷入涣散状态，而占有财产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则又开始扬眉吐气了。基础工资已经减了，现在又宣布要继续减薪水。与此同时，政府正在瞄准工会，准备给予重击。政府宣布每人都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雇主有权同非工会会员的工人达成工资额的协议。它进一步宣布，决心保护非工会会员工人，责成工会对任何打击非工会会员的行为负责，凡发生此类事件，工会的领导将被捕并对此负责。一旦发生流血和死亡，他们将以屠杀或谋杀罪名受审，首先被捕的将是与此有关的工会首脑，其次是仅次于他的下属。
现在，刀已出鞘，工党已经武装起来。每天都要开会。刚又宣布要在堪培拉大厦开特别会议，要凭票进场。索默斯问杰兹能否给他弄张票，杰兹真搞到了。有两个会：早上八点半的小讨论会和晚上七点的群众大会。
理查德天不亮就起床去赶六点的火车去悉尼。早上，天色仍然黑黑的，其实还是夜里呢，远处的洼地中几只青蛙向着大海呱呱叫着，听似一个奇怪的工厂里，黑暗中机声轰鸣。在一座车站上，一些矿工正往铁壶里灌自来水，那是些脸色苍白、沉默寡言的男人。
海上开始亮起曙光，云彩中夹杂着似蓝似绿的晨曦。似乎要下雨。这趟旅途似乎永无止境。
到悉尼时，正下着雨，不过理查德并没在意，自顾匆匆赶往大厦去参加会议。会议只进行了半个小时，但是开得直截了当、条理清晰。理查德听着这些人在自己人中说的话，从而感到，在纯哲学的意义上说，他们的立场是多么符合逻辑。
他同杰兹一起走出会场，他已经好久没见过杰兹了。杰兹看上去脸色很苍白，自顾沉默静思。
“你同情劳工，是吗，杰兹？”
“我同情各种人，索默斯先生。”杰兹自说自话地回道。
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他太沉溺于思了。
这个早上雨下得很大，悉尼尽管很大，而且皮特大街和乔治大街的确有大都会的样子，可它就是看似一个荒原中的新拓区，没个中心。它是世界上的一座大城市，但没有市中心，只有堪培拉大厦或许算得上它的中。乙。这里每个人都挺友好和善。这是世界上顶友好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算得上是顶绅士气的国家。可这个国家没个中心。没有中心，看似空洞一般。
中午时分，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天空晴好，但回头很毒。理查德买了三明治和一块苹果馅圈饼，进到皇宫花园里去吃，省得坐在铺子里吃了。他甚至厌恶像样的餐馆里的杂乱和众目睽睽。这顿胡吃令他感到恶心。于是他走下那美丽的坡岸，来到水边，独自一人找个座位坐下，他身边一簇奇形怪状的棕桐树，在微风中发出怪诞的细微声。蓝色海面波光微澜，令他再次感到这是一座荒凉、迷茫的港口，似乎是库克船长时期尚未被发现的地方。这座城很是没有实感。
面前蓝色的小港湾里，泊着两条小战船，浅灰色，船尾上飘着带有一角英国国旗的白色旗帜。而另一条船上则飘着红底五星的澳大利亚国旗。这两条船静泊水中，似乎像什么丢失在那儿的东西，渐渐锈在水中。雨后的这个早晨，强烈的阳光下，没什么看似真实。这两艘船就像明摆着的记忆碎片，尽管坚守着，也不过是记忆的象征而已。
两只鸟儿，一只棕色，另一只脑瓜顶儿上顶着一块天蓝色，像一块天上掉下的颜料，飞飞走走，支楞着尾巴，翘出一个奇特的角度来。它们是真实的，这些荒唐、尖像、无所畏惧的动物。它们似乎不像欧洲的动物那样与生俱来怀有恐惧。在澳大利亚，索默斯一次次感到了这一点：这里的动物不像欧洲的动物那样有恐惧感。这里不像印度那样，空气中都弥漫着动物的恐惧。有的只是偶尔生出的超验的阴沉恐惧。
“或许，”他自忖道，“这的确是这样一个国家，一旦人们熄灭了自己体内的犯罪本能，从此就可以生活在一个无害的伊甸园了。”
他在炙热的街上溜达着，绕到环形码头，看到女人们正向轮渡码头走去。那么些女人，几乎算得上优雅。可那优雅状中透着小家子气，毫无傲气，不怎么样。那么些几乎算得上美人的妇人。她们娴静时的样子挺美的，脸上露出纯真渴望的表情，还有点贵族气。可一转脸就露出那种丑陋的鬼脸来，似乎总是这样。听她们一张嘴说话，惊人地难听。一动起来，她们就不美了。不过，不动的话，她们还是可爱的。
理查德在许多场合注意到了这一点。她们就像鸟儿，毫无恐惧、冒失、自信，时而显得特别自我满足。几乎每个年轻女人走起路来的样子都像是自以为性感，惹得满街男人尾随其后似的。那样子亦属荒唐，因为，男人们并不经常穷追不舍，而是同女人保持一段空荡荡的距离。但这并不要紧。这些女人像疯子，貌似高雅，凭着她们的性吸引力，神气活现地走路，似乎凯旋一般，令渺小的理查德瞠目结舌。
悉尼那炎热而自由的大街没有丝毫的控制感。没有控制，每个人都小心走路，以不妨害别人。在便道上，步行者形成两股分开的人流，分别靠马路左边走。他们是如此整齐划一，如果商店碰巧在你右边，你简直无法打量一眼，因为步行的人流把你淹没了。
就是这个样子：它比伦敦还规矩，可一切都洋溢着一种奇特的活跃气氛，令理查德感到被疯狂压抑着。没有控制，也没有反控制。警察无足轻重，不值一顾。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警察。这是对无害的芸芸众生的可怕抬举，是对强制管理的奇怪解除。一个人可以感知警察，比如在伦敦吧，能感受到他们权威之文雅的威严。可在悉尼，压根儿没有什么权威的威严。这里有的是没有权威的绝对自由，空气中弥漫的是十足的自由。可是，一旦你在人行道上错入了朝另一个方向行进的人群，他们会把你踩在脚下，几乎让你销匿。你千万不能人错了人流，这就是自由！
是的，谷会众生们这种无害的一致是如此奇特，它几乎令理查德感到半瘫。“会吗？”他在雨后强烈阳光照耀下的世界中漫无目标地走着，自己这样问自己。正是午后，在这个南半球的奇特城市里。“难道这些人就没有危害吗？”
他们很聪明，他们的举止洒脱。自然而友好。他们会说随便儿！他们确实这么说。甚至在最为漂亮辉煌的银行和港务局里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耐心，毫不造作。这是他们的一美：绝对不做作，天真淳朴而又不乏敏感文雅。这是世界上顶顶文雅的国家了。真的，他们教养良好，与生俱来的良好教养，但又洒脱不羁。
一个奇特的国家。一个奇妙的国家。谁知道它会有怎样的前程？一个伟大的大陆能够在养育一国毫无恶意的人民的同时避免成为某种外在力量的牺牲品吗？这片土地招寄生虫，而寄生虫之类喜欢噩梦，一旦由此生出权力**来，那会发生什么呢？
理查德在一家中国商店买了一只疙疙瘩瘩软皮的大青果，还买了一把漂亮的螺钿形勺子挖着吃。奇怪的中国人，说话咕咕啥啥的。他们也是寄生虫吗？一个奇而又奇的世界。他走进花园中去消受他买的那只蕃茄似的果子，疙疙瘩瘩的青皮下是软乎乎的布丁状内瓤，边吃边体验下午的闲暇。温暖的阳光、宽阔的蓝色港口和隐匿其中的小港湾、棕桐树、平稳滑行的渡轮、活泼的鸟儿，还有那些无法掩饰自身丑陋的流浪汉似的男人们溜达着穿过坡地，穿过红色的一品红花丛，在火焰树下，在蓝瓦瓦的晴空下，澳大利亚的悉尼，像是受了魔术的催眠而睡了过去，美滋滋地睡着——在烈日下的一个无尽的午觉，睡梦中，世界就如同一个幻境一般。理查德能够在这只柔软、甘甜、奶油般的果子中品尝出这一切来。这是个奇妙美好的世界，你可以尽情地漫游其中。当然也是一个早晚会从睡梦中可怕地醒来的地方。
可它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永远带着它的阳光和袋鼠们奇妙地漂泊下去？
晚上的会可是一场混乱。不过理查德不相信真有什么报复的因素在其中。他不信人们真的相互仇恨。人们怀有某种可笑的容忍。哦，那种容忍真叫可笑！还有，满场的人竟是如此地固执，如此富有忍耐力。澳大利亚式的奇特的忍耐，容忍痛苦、对立，忍受困难，仅仅是盲目地忍受。长远地看，只有忍受。
理查德坐在杰兹身边。杰兹十分安静，确实十分安静，手插在双腿之间坐着。
“会来退伍兵吗？”洛瓦特问。
“哦，会的。那边来了好大的一群呢，跟杰克来的。”
理查德迅速瞟过去一眼，看到了杰克。他知道杰克也看到了他。于是他扭脸去看别处。理查德又一次感到害怕了。
大厅里密密实实地挤满了人。人们在吵吵闹闹，听众们在向讲演者发起尖锐的质问。但仍能感到那种可笑的容忍和忍耐。“哥们儿，争论什么呢？”
威利·斯特劳瑟斯做了主要发言，讲的是劳工的团结。他概述了工业形势，着重指责道：劳工们破坏工业和商业等于自杀。
“但是，伙计们，有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呢？”他说，“怎么才能让商店不因为发不出工资而关张？如果商店关门，那是因为它交不起高额的债息，这么说你们就明白了。
“澳大利亚劳工从一开始就主张，不应该从劳工的劳动中获取巨额财富。我们已经有了美国的前车之鉴，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下决心，决不使澳大利亚落入一小撮百万富翁或较多的半百万富翁手中。我们主张，所有的赢利，应该合理地分出一部分，以工资形式在工人中流通，如一个工人每天应得到一镑。这是一笔大钱，对吧！有点荒唐吧，当然荒唐了。可对一小部分无所事事却一日进项十镑的雇主和股东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连星期天都包括在内了。这算不得一笔大钱吧？
“他们辩解说，那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和祖先靠劳动积攒下了资本。好吧，难道我们的父辈和祖先就没有劳动吗？没有吗？他们积累下了什么？积累下的是继续劳动的权利，是别人想给多少就接受多少的权利。
“我们并不想毁灭工业。但我们要说，工资要提高，利润才能降下来。说到底为什么要有利润？祖先呀！咱们都有祖先，我肯定我的祖先也是工人。但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有利润。如果一定要有利润的话，好吧，利润的掠夺者就不该获得比挣工资的人高出十倍的钱来，仅仅因为他们有会榨取钱财的祖先。我们这些靠干活地挣钱的人，就是木允许那些不工作的人白拿大头。如果有谁不劳而获，那就只让他拿所谓的工资好了。千多少活儿拿多少工钱，干多少活儿，就得给多少工钱。但谁不劳动就不该有钱。不能够不劳而获。基本工资的问题就说这些。我们知道，不是基本工资毁灭工业，是巨额利润。一看快没利润了，董事长们宁肯关闭企业。这是犯罪。因为，说到底，任何大的企业，首先要为社会提供商品；第二，要为社会提供相当一部分满意的就业机会。任何纯利润，都是通过欺骗工人和消费者赚来的，从他们每个人的口袋里偷一点，无论这一点多么微不足道。我们决不允许将工资降低半便士去肥了股东们的腰包——”
“哪你自己在雀巢牛奶的股份怎么办，威利？”
“我会把那些股票扔进火里，一过期我就扔。”威利立即说，“它们已经是过期的废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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