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宜泉的这篇自序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他自幼受过良好教育，有专门的先生为其授课，所涉猎的学科极其广泛。“文艺兼为吟咏六艺之说”，基本上是无所不包，样样具备。所谓“六艺”，指的是六种基本才能，这是儒家要求学生必须熟练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这六种技能是：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即礼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乐即音乐，诗歌、舞蹈均属于此范畴，是对一个人的情趣和品味的培养；射即骑射技术，是对一个人体格和品格的修炼；御即驾驭车马的技能，这在军事和生活中都能用得上；书即书法和文学，是对一个人文化水平的修炼和熏陶；数即算数，是对一个人数学方面的训练。
由此可见，张宜泉从小受到的教育门类齐全，十分正规。尽管他说“始知致力，然未能深领其旨”，但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储备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其后来的“钻研经史”、“娴习骑射”、“浏览山川”、“讽咏诗歌”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都足以说明，张宜泉不是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否则不可能享有如此特殊，如此优质的教育资源，并掌握如此扎实的知识和技能。
第二，“从金台李夫子游”的表白，隐含其作为国家栋梁之才的经历。“金台”指的是什么地方？指的是皇宫，指的是朝廷，指的是最高权力的舞台。而他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皇嗣。所谓“李夫子”即“立子”的意思，它不是指哪个人，或哪个学者，而是指职位，这个位子上的人肩负着“济世补天”的重任，担负着国家社稷命运。张宜泉在这个位上勤勤勉勉，历时多年，这就说明他被立为太子是在康熙在世之时。
第三，他家遭遇了极大的不幸，而这个不幸影响到了他的前途和命运。然而，不幸之中又大幸的是，他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让他自幼所学的“六艺”技能又有了用武之地。
第四，从“家门不幸”到《诗稿》开始创作，其间相隔三十多年。虽然这三十多年他一事无成，但并不甘心于命运的安排，希望在诗和文方面能有所建树，有所创新，不做人云亦云之事。
第五，“三十年来”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它起于何时，终于何时呢？应该说，“丁丑礼部试”透露了这个时间的终点是哪一年。“丁丑”是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这个时间是周汝昌先生考证出来的。当时为了查证这个时间，他翻阅了大料资料，查出“丁丑礼部试”是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正月。那么，三十年来的起点又是哪一年呢？笔者认为，三十年来的起点指的是1722年，也就是“虎兔相逢”之年。这一年他遭遇了“家门不幸”，此后又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从1722年到1757年，正好是三十五年，作者用“三十年来”概括这段时光，完全说得过去。
1757年的确定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说明《诗稿》的创作始于这一年，而且还说明是在《红楼梦》完成之后，是在他归隐之后。作者之所以在“丁丑”前冠以“昔”，是因为写自序的时间比创作时间要晚很多，这个时间应该是在《诗稿》全部完成之后。但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目前无法确定，因为《诗稿》只有署名，没有署年，无法作出判断。但不可否认的是，“丁丑”为诗稿的起始时间提供了线索，提供了依据，对我们探索和研究胤祯在民间的经历和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六，这部“风雨一编”的诗稿，是在他“流离颠沛”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所谓“流离颠沛”，指的就是远离家园，身在江湖，居无定所的情况，这大概是在隐射其隐姓埋名于民间的经历。
第七，诗稿虽然是“或随兴而发，或赋事而成”，但并非是“身不离牖下而徒吱吱作草虫响”的狭隘而又庸俗之作，而是以维护“和平壮雅、法律精严之功”为己任，以不负“圣天子作人至意与詹、李二夫子谆谆教诲”为目的的严肃而又高雅之作。所谓“圣天子”指的是圣祖康熙皇帝，而这一点又透露了他“从金台李夫子游”的时代背景。
从上述三序一跋的文字中，我们从张宜泉身上似乎看到了胤祯的身影，看到了他忧国忧民的一颗赤子之心，也看到了他在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地位。虽然官史没有为他留下这些记录，但他的作品《红楼梦》和《诗稿》却成了他载入史册的不朽之作，成了我们追寻其历史足迹的重要文献。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值得高兴，值得庆贺。（第十五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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