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武器集锦
本帖以武器发展时间顺序为主线来讲，另附每种武器的主要特点和图片。但每种武器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代叫同一个名字的武器并不相同，各位兄弟们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完整的，或者有改进型的欢迎补充。谢谢大家！
概述：
中国古代从原始社会晚期到清朝后期(19世纪中叶)的战争中，使用的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的总称。在原始社会晚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战争中，带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分化出专门用于作战的兵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兵器不断发展变化，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以青铜和钢铁为主的冷兵器的发展日趋成熟。火药发明以后，火器逐渐发展起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与冷兵器并用。因此，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以火药开始用于军事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冷兵器时代，约自公元前21（一说公元前22世纪）～公元10世纪；后一阶段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约10～19世纪中叶。
兵器的起源
在史前阶段，由于生存竞争或血族仇杀，氏族或部落之间常会发生流血的暴力冲突，于是带有锋刃的生产工具，也被用于人类的互相残杀。这种杀人工具与生产工具不分的状况，在史前阶段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萌发，促进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开始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部落联盟之间不断发生激烈而残酷的原始战争。反映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最著名的是约四五千年前的涿鹿之战，以黄帝为首的北方部落联盟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南方部落联盟。原始战争日益频繁而激烈，仅用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已不适应作战需偈谷嗣强忌杓坪椭圃熳庞糜谏鄙撕头阑さ奶厥庥镁撸侵鸾ビ胍话闵ぞ叻掷肟矗谑浅鱿至俗ㄓ糜谧髡降谋鳌Ｕ庖槐浠笤挤⑸谠忌缁嵬砥冢荚诠?000年以前，相当于从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化的过渡阶段，也正是古代传说中发生涿鹿之战的时候。因此，传说中常把兵器的发明归功于蚩尤，或者是黄帝及其臣子，这正反映了部落联盟间的战争与兵器出现的历史联系。从考古发掘中，已获得了带锋刃的生产工具转化为兵器的资料。以重要的原始狩猎工具弓、箭为例，弓箭至少出现于距今2万年前，但是直到距今约5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才出现用箭杀人的实例。如在江苏省邳县四户镇的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被骨镞射中的人体骨，镞体射入骨质深达2.7厘米；在山西、云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类似实例发现。
弓
性能详解：
弓中国古代一种弹射武器。由有弹性的弓臂和有韧性的弓弦构成（图1古弓各部名称示意图），拉弦张弓过程中积聚的力量在瞬间释放时，可将扣在弓弦上的箭或
弹丸射向目标。
中国在原始社会人们已使用弓矢。山西省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一个用很薄的燧石片打制的形状较规整的石镞，证实中国使用弓矢的历史距今至少已近3 万年。原始的弓比较粗糙，弓身只是用单根的木材或竹材弯曲而成，即“弦木为弧”的单体弓。河南省安阳市小屯商墓中和战车一起随葬的弓，弓身部分虽已朽失，但从保留下来的玉质弓弭和弓体灰痕，结合甲骨文、金文中有关弓的象形文字加以考察，可大体推知为商朝的弓，其□部已向射手一侧显著凹入（图2甲骨文、金文的“弓”字），比原始单体弓在形制上有很大改进。当解弦弛弓时，弓身向反方向拘曲，这样在张弦后可以具有较强的弹射力。此弓全长与一般人身高相近，当时所用的箭全长约在85厘米以上，是适合车战使用的远射兵器。湖南省长沙市楚墓出土过保存较好的战国时代的弓，其中一件全长140厘米，最宽处4.5厘米，厚5厘米，两侧装角质弭，弓身为竹质。中间一段用4层竹片叠成，其外粘有呈胶质薄片状的动物筋，再缠丝涂漆。它的构造与《考工记》中制弓以干、 角、筋、 胶、丝、漆等“六材”之记述相合。这类弓在竹、木制的弓身上傅角被筋，弹性比用单一材料制弓身的单体弓大，通常称为复合弓。战国以后的弓，在形制上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在材料上有所选择。例如，一般在内侧粘贴牛筋，外侧粘贴牛角，粘合料用鱼脬胶，如用竹制弓身，则两端供装弦用的□部多以硬木制作。
中国古代军队历来非常重视使用弓箭。从周朝开始，就把“射”列为士的主要训练内容之一。秦汉时期强调用强弓劲弩，当时弓的强度多用斤计算，《后汉书》记载盖延、祭□等骁将所用强弓为300斤，合2.5石。由于马背上不便张劲弩，所以弓、刀一直是骑兵的主要武器。直至唐宋，骑兵所用弓箭多采用速射法，使用强弓，开满即射，即宋朝王倨撰的《射经·马射总法》中所谓“势如追风，目如流电；满开弓，紧放箭。”而明朝以后的射法理论则主张用“软弓长箭”，认为如果持硬弓则刚刚引满就须发矢，不能久持，命中率反而降低。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也说“力胜其弓，必先持满”，“莫患弓软，服当自远”。因而制弓技术的发展方向不再单纯追求挽力强度的增加。《天工开物·弧矢篇》谓“凡造弓视人力强弱为轻重，上力挽一百二十斤”，其折合值较汉朝的300斤尚略小。大量使用火器以后，弓箭在战争中的作用逐渐降低，至清朝后期弓箭才最终被淘汰。
箭
性能详解：
箭中国古代一种借助于弓、弩发射的具有锋刃的远射兵器。又名矢。由箭镞、箭杆、箭羽组成。箭镞用于射击目标，箭杆用于撑弦承力，箭羽使箭在飞行中保持稳定。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箭，是在内蒙古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系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所制。此箭全长67厘米，装三棱铜镞，竹杆，有三条尾羽，镞和羽均缠丝涂漆用以与箭杆相固联(图1居延出土的西汉箭)。
远在3万年以前，在中国境内的人类就开始使用弓箭了。由于远古的箭杆难以保存至今，所以出土实物中往往仅留下箭镞。新石器时代的石、骨、蚌镞，有棒形、叶形、三角形等多种，有些已有镞茎和逆刺。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最先出土了商朝早期的青铜镞。商周时期，青铜镞的主要式样是有脊双翼式。春秋战国时，三棱式镞盛行 (图2有脊双翼式镞(左)和三棱式镞(右))，战国时此类镞多装铁铤，以节省铜材。汉以后铜镞开始向铁镞过渡，这个过程经历了约200年。河北省满城县出土的西汉前期的三翼式或四棱式铁镞，仍系模铸成型，锋利程度不及铜镞；而四川省新繁县牧马山出土的东汉铁镞呈扁平的锐角三角形，既适合锻造，又有较强的杀伤力。这种形制遂为后代长期使用的点钢镞所承袭。除以箭镞直接杀伤的箭外，还有在箭镞上敷毒药的毒箭和在箭杆上缚有纵火物（油脂或火药）的火箭（见中国古代火箭），在战争中广泛应用。
箭杆多用竹制，也有木制的。先秦时期，在南方的云梦泽和肃慎族聚居的东北地区，均产制矢之□。直至明、清，华南制箭还用竹杆，华北用萑柳，东北、西北多用桦木杆。
箭的飞行速度和准确性与尾羽的关系密切。箭羽太多，飞行速度慢；太少，稳定性差。为了使之有恰当的比例，在《考工记》中载有将箭杆投入水中，根据其浮沉部分的长短，以求出装尾羽之比例的方法。箭羽以□翎为最上，角鹰羽次之，鸱枭羽又次之。装雁鹅羽的箭遇风易斜窜，质量就更差了。在宋朝，当优质羽供应不足时，曾发明风羽箭。据《宋史·兵志》记载，庆历四年(1044)，宋廷“赐□延路总管风羽子弩箭三十万”，可见风羽箭也是一种实战兵器。这种箭将箭尾安羽处剔空两边，利用向内凹进的空槽产生涡流阻力使箭保持飞行稳定，其设计思想是相当科学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磨制石器的技能，能琢磨成较锋利的石质工具；同时也提高了用石质工具加工木器、骨器的技术，为制造兵器准备了工艺方面的条件。当时由生产工具转化成的兵器主要有：用于远射的木质或竹制的单体弓和装有石质或骨、角、蚌质箭镞的箭；用于扎刺的石矛或骨矛；用于劈砍的石斧、石钺；用于砸击的大木棒和石锤；用于勾砍的石戈；以及石质或骨、角质的匕首，等等。此外，可能还使用了原始的木弩，以及可以抛发石弹的“飞石索”等。同时，为抗御敌方进攻性兵器的杀伤，已经使用了原始的防护装具，主要有竹、木和皮革制造的盾，以及用藤或皮革制造的原始甲、胄。
西方的
盾牌
战国凸字形漆革盾
另一种盾
性能详解：
盾中国古代一种手持的防护械具。又称“干”，后来亦称“牌”。形体多为长方形、梯形或圆形，背后有握持的把手。
原始形态的盾较简陋，多用木、皮制造，或用藤条编制。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盾仍多用藤木及皮革制造。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发现的商朝盾牌，呈上边略窄于下底的梯形，盾面绘有虎纹等图案。已发现的西周时期的盾牌，也常是这种近于长方形的梯形。盾面多为皮质，常嵌有青铜铸造的盾饰。盾饰多呈狰狞兽面状，或人面状，或仅有大的圆铜泡，主要用以加强皮盾的防护效能。春秋战国时期的髹漆木盾，顶部作双重弧形状，表面绘有精美的图案花纹(见彩图东周彩绘漆盾(湖南长沙出土))。秦汉时期，除沿用商周时期的长方形皮、木盾牌以外，还有铁制的盾。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樊哙传》中记载樊哙在鸿门宴上护卫刘邦时，就手持铁盾。但铁盾并不普遍。
由于使用的民族和制造的地域不同，盾的名目也随之不同，如《释名》中记录有出于吴地的大而平的盾称为“吴魁”，出于蜀地的脊部隆起的盾称为“滇盾”。由于用途不同，形状与名称也不同，例如与刀配合攻防作战的步兵用盾，形状狭而长，称为“步盾”。车上使用的盾，形状狭而短，称为“孑盾”。步兵所持的长方形大盾，还可连锁排列，形成一条结阵的防线。
南北朝时期的重甲骑兵，人马都披铠甲，所以较少用盾；步兵则使用较大的长方形盾牌，中间纵凸脊棱，盾面常饰有狮子等兽面图案。从敦煌莫高窟西魏壁画中，可以看到当时步兵使用长盾作战的图像。在宋官方编修的《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当时军队经常使用的两种盾，亦称“旁牌”。如前图所示，图 1步兵旁牌是一种大而长的步兵旁牌，图 2骑兵旁牌是一种小而圆的骑兵旁牌。火器出现后，盾牌的防护作用日益降低，但直到清朝末年组建用新式枪炮装备的“新军”以前，盾仍然是军队中必备的防护械具。
胄
性能详解：
胄中国古代将士防护头部的装具。又称兜鍪、头鍪、盔等。由于它常与护体的铠甲配套使用，所以“甲胄”一词成为中国古代防护装具的统称。在新石器时代，胄多用藤条或兽皮粗制而成。进入青铜时代，除继续使用皮胄外，开始使用青铜铸造的胄。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胄，是河南省安阳市出土的商朝制品，胄面上铸有虎纹、牛纹及其他图案，胄顶竖有装缨的铜管（见图）。西周时期的青铜胄，在北京有实物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皮胄，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为典型代表，由18片髹漆皮甲片编组而成，上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铁质的护头装具，时代最早的是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制品，用89片铁甲片编缀而成（见彩图战国时期铁胄(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由于外形似鍪（即锅），开始称为“兜鍪”。从秦汉时期开始，军中普遍装备铁兜鍪。在兜鍪后部，常垂有护颈的部分，称为“顿项”。唐朝以后，顿项常用轻软牢固的环锁铠制成。宋朝以后，兜鍪又多称为“盔”。四川省成都市凤凰山出土的明初铁盔，盔体整制，后垂铜质的网状顿项。直到清末，铁盔仍是军队中装备的护头装具。安阳出土的商朝青铜胄
铠甲
性能详解：
铠甲
铠甲中国古代将士穿在身上的防护装具。先秦时，主要用皮革制造， 称“甲”、“介”、“函”等； 战国后期，开始用铁制造，改称从“金”的“铠”，皮质的仍称“甲”；唐宋以后，不分质料，或称“甲”，或称“铠”，或“铠甲”连称。
铠甲起源于原始社会时以藤、木、皮革等原料制造的简陋的护体装具。商周时期，人们已将原始的整片皮甲改制成可以部分活动的皮甲，即按照护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裁制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皮革片，并把两层或多层的皮革片合在一起，表面涂漆，制成牢固、美观、耐用的甲片，然后在片上穿孔，用绳编联成甲。在《考工记》的“函人为甲”中，完整地总结了有关选材、制甲的全套工艺。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发现许多当时的皮甲，其中以湖南省长沙市浏城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皮甲的时代为最早，又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皮甲的资料为最丰富。曾侯乙墓葬的皮甲复原后，可以看清当时的皮甲都是由甲身、甲裙和甲袖3部分构成， 并配有一顶由皮甲片编缀的胄。甲裙和甲袖是活动编缀，可以上下伸缩 (见彩图战国时期皮甲胃)。这些皮甲在车战中与盾相配合，可以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的攻击。在使用皮甲的同时，也开始在甲上使用一些青铜铸件，但并不普遍，仅在山东省胶县西庵发现有西周时的青铜兽面胸甲。在河南省、北京市等地的西周墓中，还发现过钉缀在甲衣上的各式青铜甲泡。
战国后期，锋利的钢铁兵器逐渐用于实战，促使防护装具发生变革，铁铠开始出现。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铁铠甲片，是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但直到汉朝，铁铠才逐渐取代了皮甲。西汉时期的铁铠经历了由粗至精的发展过程，从用较大的长条形的甲片（又称“甲札”）编的“札甲”，逐渐发展为用较小的甲片编的“鱼鳞甲”；由仅保护胸、背的形式，发展到加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及保护腰胯的“垂缘”。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刘胜墓的一领铠甲是有披膊和垂缘的“鱼鳞甲”，由2859片甲片编成，总重16.85千克，制工精湛(见彩图西汉铁铠甲)。自西汉以后，甲片的形制和编组方法变化不大。随着钢铁加工技术的提高，铠甲的精坚程度日益提高，类型也日益繁多，其防护身躯的部位逐渐加大，功能日益完备。到三国时已出现了一些新型铠甲。在曹植的《先帝赐臣铠表》中， 列有黑光铠、 明光铠、两当铠、环锁铠和马铠等5种。南北朝时期，随着重甲骑兵的发展，适于骑兵装备的两当铠极为盛行。这种两当铠又常附有披膊，与战马披的“具装铠”配合使用。北魏以后，明光铠日益盛行，逐渐成为铠甲中最重要的类型，直到隋唐时期仍是如此。据《唐六典》记载，唐朝有明光铠等13种甲制。在唐朝铠甲的基础上，至北宋初年，铠甲发展得更加完善，形成一定的制式。《武经总要》中，绘有5套甲胄和1套马甲（具装）的图像，并说明当时1套甲胄包括护体的“甲身”， 护肩的“披膊”，护腿的“吊腿”以及护头颈的“钓识傧睢保嵌灾泄糯纂械淖芙帷；鹌鞯某鱿郑褂行У乜褂浔鞯墓糯祝记饔谒ヂ洹５捎诨鹌髟谥泄糯⒄够郝髑迨逼冢苹蚱ぶ频念兹员挥美醋氨妇樱币彩褂媒锨崛淼拿嗉祝词蠡箍傻钟跫痘鹌鞯纳浠鳌Ｖ钡?0世纪初，清朝编练用近代枪炮装备的“新军”时，古代铠甲的使用才终止。从秦朝到唐朝甲胄防护部位发展
冷兵器时代(约公元前21～公元10世纪)中国古代冷兵器，按材质可分为石、骨、蚌、竹、木、皮革、青铜、钢铁等种；按用途可分为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进攻性兵器又可分为格斗、远射和卫体三类；按作战使用可分为步战兵器、车战兵器、骑战兵器、水战兵器和攻守城器械等。为便于叙述，现按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分为青铜时代的兵器和铁器时代的兵器两个阶段。当然，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在青铜时代早期，还大量使用着石兵器，特别是骨镞；在铁器时代的早期，也还大量使用着青铜兵器。
青铜时代的兵器大约在夏朝，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时期，延续约2000年。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如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小刀，就是实物证明。到了夏末商初时，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戈、镞等实物中可以看出。
到了商朝，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必须扩大青铜兵器的产量，提高质量，并改进它们的战斗效能，用以装备商王朝日益扩大的军队，因而青铜兵器有了更大的发展。商朝以后，又经过西周、春秋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战国中期，青铜兵器的制作技术和产品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青铜兵器发展的基础，是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的不断发展。商朝青铜冶铸工艺，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铸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以纯铜、锡和铅按比例冶铸青铜的较高水平。考古发现的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东南的商朝晚期铸铜遗址，面积超过 1万平方米，说明生产规模很大；在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及其他用品达460多件，总重量1625公斤，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的规模。周朝青铜器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战国初年，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为例，出土铜器总重约达10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铜器总重相比，已超出5～6倍，二者相差悬殊，正是青铜冶铸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大发展的缩影。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是与世代积累的冶铸技术经验的不断总结分不开的。成书于东周时期的《考工记》中的“六齐”，记载了冶铸各种青铜器物的不同合金成分的配比，其中有一半是关于各类兵器的，用其指导实际生产，能够保持兵器的质量和生产的稳定性，促进了军队装备的规范化。
青铜兵器的发展，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战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导致作战方式的变革，而不同作战方式又要求设计制造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兵器。在史前阶段，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斗，只是双方的武装人群徒步作战，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指挥，对兵器没有特定的要求，只要有一般的杀伤和防护功能即可。刚进入青铜时代，仍采取徒步搏斗。最初的青铜兵器，就是为装备最古老的兵种──步兵而制造的。商朝早期原始步兵的标准装备是秘长60～90厘米的青铜戈以及较大的盾牌。这一情况在商周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青铜工具的进步，促进了木工加工技术的提高，木制战车的使用及其在速度和冲击力上表现出原始步兵所无法抗拒的优越性，原始的徒步格斗开始为车战所取代，战车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见中国古代战车）。车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商周时期军事角逐的中心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广阔的平原为车战提供了利于驰骋的地理条件。为了满足车战的战术要求，兵器的设计和制造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商周战车的结构决定了敌对双方的战车只有在错毂的时候，车上甲士才适于交手格斗。由于较长的兵器在错毂接战时占有优势，因此，在以车战为主的商周时期，长□（3米以上）的青铜戈、戟和矛就成为车战的主要兵器，并且随着车战的发展而不断改进。
戈
性能详解:
戈中国先秦时期一种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商周时期凡与战争有关的象形文字，经常绘有戈的图象，至今汉字中 “武”、“战” 等字还均从戈，即渊源于此。
戈由长柄(□)和横装的戈头组成。标准形态的戈头，包括上下有刃、前有尖锋的“援”和装□用的“内”两部分，“内”上有穿绳缚□用的孔，称为“穿”。为防止勾啄时戈头脱落，又常在援、内之间设“阑”，并在援下近阑处下延成“胡”，胡上也有“穿”（图1戈头各部名称示意图）。戈□多为竹、木质。□的下端常装有套筒状的金属“□”。
关于戈的起源，一般认为是由镰刀类工具演化而来。新石器时代的石戈头，只有援和内，至今仅在福建、广东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过。到了青铜时代，戈成为军中必备的主要兵器。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铸的戈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至少是距今3500年以前的制品。在商朝，青铜戈的使用已极普遍。为了使戈头和□结合得更牢固，克服在战斗中易于脱落的缺点，出现了三种不同装□方式的戈头，即銎内、曲内和直内的戈头（图 2三种不同装□方式的戈头）。由于直内的戈头，援和内之间有阑，并增加了胡，与□结合得最牢固（图3有胡戈的装□方式），因此得到发展；而另两种不如直内戈头牢靠，商朝以后被淘汰。西周时期的青铜戈头，基本上沿袭商朝传统，但都是直内式样的。为加强其勾击效能，戈头与□由垂直相交，逐渐加大角度，改成大于90°的钝角。从西周末到春秋时期，还流行一种尖锋呈等边三角形的带胡青铜戈头。以后由于青铜戟的使用日渐普遍，戈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主要格斗兵器之一。例如《荀子·议兵》中讲，魏国步兵的标准装备是戈、弩、剑、盾。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大量铸有燕王名的铜戈，可以视为这一时期铜戈的代表。戈□有长有短，依据不同战术要求而定。一般说来，车战用的戈□很长，步战用的戈□较短。在湖南省长沙市浏城桥出土的春秋晚期铜戈中，长□的戈全长达314厘米，短□的戈全长仅140厘米。
此外，在商周时期也还有玉石制造的戈，其中有些是可供实战使用，但大多数是仪仗用具。例如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中出土玉戈39件，制工精巧，都是仪仗用具(见彩图新石器时代骨镞(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战国晚期，铁兵器的使用渐多，铁戟逐渐取代了青铜戟，同时也逐渐淘汰了青铜戈。因此戈这种盛行于青铜时代的兵器，到西汉以后已绝迹。
戟
性能详解:
戟中国古代一种将戈的勾、啄和矛的直刺功能结合在一起的格斗兵器。由戟头和戟柄组成（图1戟的各部名称示意图）。戟头在商周时期用青铜铸制，战国末年
出现钢铁制品。戟柄为竹木质，其长度按不同使用情况有所差别：车兵用戟柄最长，骑兵用戟柄稍短，步兵用戟柄更短，称为“短戟”。汉朝还出现一种单手握持的短柄戟，称为“手戟”，一人可持两戟并用，故又称为“双戟”。
在商朝，戟还处于萌芽时期，现仅在河北省藁城县殷墓中发现过一件。西周时期，出现把刺、胡、援、内合铸成“十”字状的青铜戟(图2“十”字状戟)，但其战斗效能并不突出，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绝迹。
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由青铜矛头和长胡多穿的青铜戈头联装在一起的青铜戟（见图1）。 据《考工记》记载，它同戈、殳、夷矛、酋矛一起被称为“车之五兵”，是车战的主要格斗兵器。春秋晚期步骑战兴起，青铜联装戟又成为步、骑兵的利器。在中国南方的吴、越、楚地区，还流行一种独特类型的联装戟，即在一根长柄上装有2个或3个戈头，称为“多戈戟”(见彩图战国时期三戈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战国晚期开始，钢铁兵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兵器，产生了刺、援合铸的钢铁戟头，由于取消了青铜戈类兵器传统的后内，故成为“卜”字形(图3a)。在西汉，“卜”字形钢铁戟是步骑兵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到西汉末，“卜”字形戟的形制又发生了变化，侧出的小枝渐次向上弯曲（图3b），东汉以后则变为硬折向上（图3c），从而更增强了前刺的功能。至于原有的勾、啄功能，则随着结构的变化而逐渐消失。
“卜”字形戟的演变
晋朝以后，随着重甲骑兵的发展，长兵器多用矛，隋唐又兼用长刀。于是戟就逐渐脱离实战，成为只表示等级身分的仪仗礼兵，即所谓“□戟”
矛
性能详细:
矛:中国古代一种用于直刺和扎挑的长柄格斗兵器。由矛头和矛柄组成。东汉以前因各地方言不同，又称“□”(后俗写为“枪”)、“□”或“□”等，柄称为“矜”。骑兵用矛又称“□”或“槊”。矛是古代军队中大量装备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冷兵器之一。
矛的历史久远，其最原始的形态是用来狩猎的前端修尖的木棒。后来人们逐渐懂得用石头、兽骨制成矛头，缚在长木柄前端，增强杀伤效能。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发现用石头或动物骨角制造的矛头。奴隶社会的军队，已经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商朝时，铜矛已是重要的格斗兵器。铜矛头由中空装柄的“□”（或称“□”）与矛刃构成。□的横剖面呈圆形，侧面常有环钮，以便把矛头更牢固地绑缚在柄上。矛刃一般有中脊，左右扩展成带侧刃的矛叶，并前聚成锐利的尖锋。在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殷代王陵的墓道里，曾发现了成捆放置的大量铜矛，每捆10支，这是殷王禁卫兵士的兵器。在1969～1977年对殷墟西区墓葬的发掘中，曾获得铜矛70件。从商朝到战国时期，一直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只是在形制上，由商朝的阔叶铜矛发展成为战国时的窄叶铜矛(图1商周铜矛形制图)。矛柄的制作也更为精细，出现了积竹矜，即以木为芯，外圈以两层小竹片裹紧，涂漆，使柄坚韧而富有弹性。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春秋晚期积竹矛矜，长达 297厘米。从战国晚期开始，较多使用钢铁矛头。如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钢铁兵器中，就有19件矛头，都是带有长□的窄叶矛，矛头长33～38厘米，其中有一件□后接带有孑刺的长茎，长达66厘米。但直到汉代，钢铁制造的矛头才逐渐取代青铜矛头。随着钢铁冶锻技术的提高，矛头的形体加大并更加锐利。西汉时骑兵日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出现专供骑兵使用的长矛，称为“□”(“槊”)。据汉刘熙著《释名》:“矛长丈八尺曰□，马上所持”（丈八尺约合 4米余）。到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人马都披铠甲的重甲骑兵──甲骑具装所使用的主要格斗兵器就是□。据《梁书·羊侃传》记载，当时制成的□长 2丈4尺(约6米)，羊侃试用时“执□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直到唐代，□一直被视为民间禁止持有的重要兵器之一。唐代以后，矛头尺寸减小，更轻便合用。根据不同的战术用途，矛的种类增多，《武经总要》中，载有步兵和骑兵使用的“枪”9种（图2《武经总要》枪九**）。火器出现后，矛仍是军中必备的冷兵器，一直与火器并用到清朝后期。
发展:在南朝，车战武器装备的主要类型已经具备，它包括战车、青铜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①战车：都是木质的，装有青铜件，特征是独辕（□）、双轮、方舆（车厢）、长毂，以轭驾马，马数一般为2匹。车乘3人，1人御车，其余2人作战，其分工一般是左侧的以射为主，右侧的以格斗为主。②青铜进攻性兵器：包括远射、格斗和卫体3类。远射兵器主要是弓箭，箭上装青铜镞，也用石镞和骨镞。格斗兵器主要是：安有长□的青铜戈和矛，以戈为主，也有用于劈砍的钺和大刀。卫体兵器主要是：青铜的短刀，常饰有兽首，以及铃首短剑等。③防护装具：主要是青铜胄、皮甲和盾。附属于战车的徒兵，装备相对简陋，还较多地使用石、骨质的兵器，缺乏甲胄。当时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双方战车的战斗，徒兵很难与战车抗衡。商朝晚期已有武装的骑士，但数量很少，马具简单，无镫，远没有形成单独的兵种。他们装备的兵器主要是弓箭、戈和短刀。
钺
钺中国古代一种两角上翘、具有弧形阔刃的劈砍兵器。先秦时期也作为统帅权威的象征物，并用于刑杀。
钺由生产工具的斧演化而来。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一种磨制精细的石钺，它的体态扁平，比普通石斧的刃阔而弧度大，两角微上翘。在山东省莒县陵阳河出土的灰陶缸上，有这种石钺的图像（见图莒县陵阳河出土陶缸上的钺纹）。从其形体特征看，不适于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应是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由于氏族的军事领袖拥有石钺，因此后来就成为其权威的象征。象形文字“□”(王)字即作斧钺的形状，“兵”字的象形文字“□”为双手持有斧钺的形状，证明这种兵器是古代最早使用的兵器之一。
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铸造的钺仍是用于劈砍的兵器，其刃部保持石钺的特征，装柄的方式与短内的戈类似，并在阑侧设有穿孔。其中形体较小的，是实战用的。一些形体巨大而且花纹精美的，则是军中统帅的权威象征物。例如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两件大型青铜钺，刃宽达37.3～38.5厘米，重达8.5～9千克，铸有铭文“妇好”（见彩图商朝玉戈（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是殷王武丁的配偶之一，生前多次领兵出征，是著名的女统帅，这两件大钺正是她的权威的象征。另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誓于牧野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命将出征时也常赐钺，如著名的“虢季子白盘”中的铭文有“赐用戊(钺)，用政(征)□方”。
在钢铁兵器中，钺从来不是大量装备部队的主要兵器。汉朝有一种把铁钺和铁矛结合在一起的兵器，称为“钺戟”。以后，由于钺与阔刃的斧类兵器区别不大，形制常相混同，例如北宋《武经总要》一书中收录的“大斧”的图象，也是弧曲阔刃而两角上翘，看来是沿袭古代钺的形制。作为仪仗用的钺，则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商朝以后，经西周到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车战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交战双方出动的战车总数，从几百乘扩大到上千乘，随车徒兵的人数也由一乘几人到几十人。中国古代兵书《孙子·作战篇》论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带甲十万是包括车上和随车徒兵等的全军总人数。
车战的发展促进了车战兵器的发展。周朝车战使用的青铜兵器，质量有所提高，形制有所改进，种类有所增加。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与青铜冶铸工艺的提高分不开，例如春秋战国时已能生产脊、刃青铜合金配比不同的复合剑，使得脊韧刃利，不易折断。青铜兵器形制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改变外形设计以提高杀伤效能；二是增强青铜兵器和器柄结合的牢度。例如铜戈，“胡”加长，“穿”增多，改进“援”与□的交角，加大刃的弧度，因而既提高了勾砍效能，又使其与□的结合更加牢固。□的制法也有改进，采用木芯外包竹片再缠帛髹漆的“积竹”□，既牢固又富有弹性。青铜兵器类型的增加，在格斗兵器中主要是刺（矛）、体（戈）分铸以□联装的戟和青铜剑的出现，在远射兵器中主要是弩（安装无郭铜弩机）的使用。同时，战车的制工也更精，轨宽减小，车辕缩短，驾马一般为4匹，两服两骖。还在车上增加防护设施，如在车舆四周加钉由大型青铜甲片组成的护甲；或在□（车轴头）端增置矛状长刺，用以杀伤靠近战车的敌方徒兵。
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使车战兵器组合发生与商朝不同的变化。商朝车战兵器的组合主要是戈、弓箭和短刀。如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兵器虽很多，但种类却只有戈、钺、短刀和弓箭。西周时有所变化，北京市昌平县白浮一座女将墓中，出土兵器包括远射的弓箭，格斗用的戟、戈、矛、钺和长体刀，卫体的短剑和匕首，还有用作防护装具的青铜胄和镶有铜盾饰的盾。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车战兵器的组合更加完善，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最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除戈、戟、矛外，还有带尖锋和刺球的殳，安有多重戟体的“多戈戟”，并普遍采用“积竹”□；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反映在文献中记述的车战兵器，主要是戈、殳、戟、矛和弓矢，还有新出现的短柄格斗兵器──青铜剑，以及用作防护装具的皮甲。这时期的文献中还出现了“五兵”概念，用以概括主要的车战格斗兵器。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成果，在《考工记》一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该书《冶氏》、《桃氏》、《函人》、《庐人》、《弓人》诸篇中，全面地记录了兵器的选材、尺寸、形制和制作规范，这些都可以与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相印证，表明当时已达到中国古代车战兵器最成熟的阶段，也是青铜兵器制造工艺最成熟的时期。举世闻名的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许多至今不锈，锋利异常，正是青铜兵器发展到顶峰后的产品。但是盛极开始转衰，战国中晚期也正是车战和车战用青铜兵器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因为更新的金属材料──钢铁制造的兵器已崭露头角，预示着冷兵器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弩
弩 中国古代装有张弦机构（弩臂和弩机），可以延时发射的弓。射手使用时，将张弦装箭和纵弦发射分解为两个单独动作，无须在用力张弦的同时瞄准，比弓的命中率显著提高；还可借助臂力之外的其他动力（如足踏）张弦，能达到比弓更远的射程(图1战国弩复原示意图)。
弩的关键部件是弩机，从为数众多的出土铜制弩机可以看出其结构：弩机铜郭内的机件有望山（瞄准器）、悬刀（扳机）、钩心和两个将各部件组合成为整体的键。张弦装箭时，手拉望山，牙上升，钩心被带起，其下齿卡住悬刀刻口，这样，就可以用牙扣住弓弦，将箭置于弩臂上方的箭槽内，使箭栝顶在两牙之间的弦上，通过望山瞄准目标往后扳动悬刀，牙下缩，箭即随弦的回弹而射出（图2弩机结构原理示意图）。
至今已发现的最早的较完整的弩，是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弩。这件弩制作得相当考究，弩机为铜质，木质弩臂末端装有错银的铜弩踵，前端装错银的蛇头状铜承弓器。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以骨、蚌制作的原始悬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鄂伦春、纳西、苗等少数民族使用的木弩的形制推测，原始的弩应远较此弩质朴，所以在战国以前弩还应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在古文献中也有一些旁证，如《礼记·缁衣篇》引《太甲》说:“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韩非子·说林篇》说：“羿执鞅持杆，操弓关机。”两处所提到的“机”，都宜解释为弩机。所记之事的年代都在商周以前，说明中国发明原始木弩的时间应不晚于商周时期。
春秋晚期，实战中开始重视用弩，《孙子兵法》中已提到“矢弩”的作用。到战国时，《孙膑兵法》所记述的阵法中，有一种叫“劲弩趋发”，说明弩在实战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公元前 341年，在著名的马陵之战中，孙膑就是以“万弩俱发”的突击攻势，战胜了轻敌而怠惫的庞涓的大部队。当时所用的弩是以臂力张弦的擘张弩，所装的弓比一般弓小，弩箭也相应地短些。《孙膑兵法》中称这种弩“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射程并不很远。至战国晚期，出现了性能更好的以足踏张弦的蹶张弩。如《战国策·韩策》称韩国的武卒就是“披坚甲，□劲弩”。此类劲弩装有粗壮的弓，要用相当大的力量才能张开弦，因而要求弩机更加坚固。战国中期的弩机，虽然悬刀、钩、牙等已用铜制，但无铜郭，弩机直接装在木质弩臂上，承受不了太大的张力。战国晚期的弩机外增铜郭，强化了机槽，这一部件就是适应蹶张的需要而产生的。战国弩机的望山尚无刻度，西汉时出现了带刻度的望山 (见彩图西汉青铜弩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它的作用近似近代步枪上的表尺，射者依目标的远近，通过望山控制镞端的高低，找出适当的发射角，以便准确地命中目标。
东汉时出现了腰引弩，它的图形见于山东省济宁武氏祠画像石中。《晋书·马隆传》称当时简试勇士所用腰引弩的强度为三十六钧（约合九石）。明朝的《武备志》称之为腰开弩，“力弱者用蹶张，力雄者仍用腰开”。可见它是单人使用的弹射力最大的弩。
装有连射机构的连弩始见于东汉班固撰《汉书·李陵传》：“发连弩射单于。”三国时期，诸葛亮改制的连弩，大量装备蜀国部队，“一弩十矢俱发”（西晋陈寿撰《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威力很强。
汉朝弩的强度以“石”来计算。张弓引满一石的弩相当提起一石（约30千克）重物所用的力。据汉简和古文献记载，汉弩分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诸种。汉弩的强度都要经过严格校验，在居延汉简中曾发现过检验已受损伤的弩的强度的记录，其中十石弩又称为大黄弩、黄肩弩或大黄力弩，强度最大。参据《梦溪笔谈》所记的宋朝一种蹶张的“偏架弩”估算，汉朝强弩的射程可达400米左右。汉朝名将李广于公元前121年与匈奴作战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以大黄弩射杀对方将领而扭转战局。汉朝郡国还组成了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材官”，其指挥员的官号有的就称“强弩将军”。
由于弩的发射比较费时，而且持弩的士兵又不便兼用其他武器，所以弩手常在其他士兵掩护下编成“上弩”、“进弩”、“发弩”等组，轮番连续发射。在“守隘塞口”中，更能发挥其威力。至南北朝以后骑兵大规模纵横驰骋之时，由于强弩不便在马背上使用，遂逐渐衰落。明朝以后，由于火器迅速发展，弩不再受重视。《天工开物》中甚至认为弩是“守营兵器，不利行阵”。
器时代的兵器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约在东周晚期。但是早在商朝，人们就利用天然陨铁制作兵器的刃部。春秋时期，出现钢铁制造的兵器，现已发现并经过科学检验确认为钢制品的，有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钢剑。说明人们一旦掌握了新的金属材料，就立即尝试着用来制造兵器。战国末期，钢铁兵器开始正式装备军队。根据考古发现，当时南方的楚和北方的燕都较多地使用了钢铁兵器。在古代文献中，还有三晋地区当时也生产锋利的铁兵器的记载。但在战国时期，青铜兵器还继续制造并装备军队，因为钢铁兵器取代青铜兵器的基础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所以战国晚期还只能部分地用钢铁兵器装备部队。随着封建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以及钢铁冶炼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经秦到西汉时期，钢铁兵器才获得全面发展。
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楚汉之争到西汉初期，军队成分和编制等发生了新变化，这时农民作为士兵主要成分的转变已经完成。随着汉朝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巩固，从秦制沿袭下来的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制度已臻于完备，依据地理条件和当地习俗的不同，分别进行骑士(骑兵)、材官（步兵）和楼船（水兵）等兵种的组建和训练，特别是为了抗御北方的古代游牧民族的侵扰，更进一步促进了骑兵的成长和发展。这一切都对西汉的兵器制造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经过文景时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直到武帝时盐铁官营制度的建立，使西汉的钢铁冶炼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出现了初期的百炼钢制品，还出现了铸铁固体脱碳成钢法等新工艺和局部淬火新技术，为钢铁兵器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在西汉都城长安城遗址（今陕西省西安市郊），发掘出建于汉高祖刘邦时的武库，这种武库一直沿用到王莽末年才毁于兵燹。该库是用厚围墙圈起来的宏大建筑群，发掘出铁制的刀、剑、戟、矛和斧等，仅铁镞就达1000余件，还有锈结成块的铁铠甲；而出土的青铜兵器数量极少，主要是镞，其数量只有出土铁镞的1/10左右，这说明西汉时已生产了品种齐备的精锐的钢铁兵器，并且已用钢铁制造消耗量大的箭镞。这明显地反映出钢铁兵器已基本取代了青铜兵器。
越王勾践剑
刀
刀中国古代一种用于劈砍的单面侧刃格斗兵器。由刀身和刀柄构成，刀身较长，薄刃厚脊。刀柄有短柄和长柄之分。自汉朝以来，钢铁制造的刀，一直是古代军队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之一。
石器时代的石刀和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小刀，可以看作是刀的雏形。商朝的青铜大刀，是现知最早的可供作战用的刀，但发现的数量较少。西周时期一些可装长柄的异形青铜刀发现得更少，看来都不是当时主要的格斗兵器。由于钢铁冶锻技术的进步，西汉时期开始出现了新型的钢铁制造的刀。这种刀直体长身，薄刃厚脊，短柄，柄首加有扁圆状的环，故称为“环首刀”。在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刘胜墓中出土的环首刀，套有髹漆木鞘，环首用金片包缠，颇为华美(图 1满城出土的西汉铁刀)。它在西汉时期发展较快，例如在河南省洛阳市西郊的一批西汉墓中，就有23座墓中出土有较长的环首刀，长度为85～114厘米。百炼钢和灌钢技术用于造刀后，适于劈砍的短柄钢刀成为步兵和骑兵的主要格斗兵器。在山东省苍山县发现过东汉永初六年 (112)造的“卅□”钢刀，全长 111.5厘米，刃部经过淬火，质量优良。环首刀一直沿用到魏晋以后。东晋晚期，刀的形制开始有了变化。江苏省镇江市东晋墓出土的铁刀，刀体加宽，刀头由斜方形改成前锐后斜的形状，其中有一把刀的柄部作成圆銎形，可以装长柄。这种刀在当时还是少见的。隋唐时期军队中实战使用的刀，主要是横刀和陌刀。横刀亦称佩刀，短柄。据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成书于1060年的《新唐书·兵志》记载，它是每个士兵必备的兵器。陌刀是长柄两刃刀，为盛唐以后流行的兵器，主要供步兵使用。当时一些善于使用陌刀的将领所用的刀，有的重达15斤
（约 9千克）。到北宋时期，短柄的刀称“手刀”，据《武经总要》所载的图形，刀体较宽，刀头微上翘，前锐后斜，刀柄有护手，去掉了柄端的大环。长柄的刀有多种式样。宋官方编修的《武经总要》中列举有掉刀、屈刀、手刀等（图 2《武经总要》中的刀图）。元、明时期，火铳、鸟铳等火器相继出现后，开始逐步改变了军队的装备，但直到明朝晚期，腰刀仍然是步兵和骑兵必备的兵器。如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指明骑兵、步兵用的兵器中就有腰刀，并很注意腰刀制作的质量。他的军队中也装备有长柄的夹刀和长刀。这种情况，一直沿袭到清朝后期。
剑
剑一种用于刺劈的直身尖锋两刃兵器。由剑身和剑柄构成。剑身修长，两侧出刃，顶端收聚成锋，后安短柄，便于手握（图1剑的结构示意图）。并常配有剑鞘。 由
于在格斗中其功能以推刺为主，故又称为“直兵”。
迄今发现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在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北京市琉璃河等地的西周墓中，都曾出土有柳叶形青铜短剑。这种扁茎无格、长仅30厘米左右的短剑，在当时盛行的车战中，只是作为甲士佩带以表示等级身分的卫体兵器。
春秋时期的吴、越等国，剑成为步兵手中的利器，剑身加长。如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长度都在50厘米以上，其中越王勾践剑全长55.7厘米，并错金“越王鸠浅自作用□”八个鸟篆书铭文，是吴、越名剑中的精品 (见彩图春秋时期越王勾践青铜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战国时期，剑身继续加长，并已铸 出脊部和刃部具有不同铜锡配比的青铜剑，其脊部柔韧，而锋刃坚利，提高了杀伤效能。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长94厘米，剑身窄而薄，刃部锋利，表面还进行了防锈处理，代表了青铜剑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春秋战国之际，已开始出现钢铁剑。湖南省长沙市的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钢剑，经化验证明，是用含碳量为0.5％左右的中碳钢锻打而成的。 在湖南省衡阳市、郴州市，河北省易县等楚、燕旧地发现的战国钢铁剑中，最长的达1米多。
西汉初年，钢铁剑盛行，其实战效能日益提高。如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钢剑，内部是低碳钢，表面系高碳层，刃部经淬火处理，锋利坚韧（图2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钢剑）。但由于汉朝时骑兵已成为主要兵种，供骑兵使用的具有挥砍杀伤效能的单刃厚背环首刀应运而生。在东汉以后较长时期中， 环首刀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 剑的实战作用逐渐降低，遂转而发展带有各种装饰的佩剑（如玉具剑、□具剑、犀具剑等）。晋朝还出现了用作仪仗的木质“班剑”。唐朝的剑主要作为王公贵族和文武官员的佩饰品，剑首作云形装饰。直至明清，剑的形制再无多大变化。
中国少数民族曾在历史上创制过具有民族风格的多种剑，如商周时期北方流行的曲柄铜剑、曲刃铜剑；战国到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也制造了带有不同民族风格的铜剑和铜柄铁剑等。到了现代，剑不再作为兵器，只作为锻炼的体育器具，或用于艺术表演。
由于钢铁兵器远比青铜兵器锋利且有良好韧性，加之骑兵和步兵新的战术需要，使兵器类型也有了新的变化。在进攻性兵器中，格斗兵器的变化最为明显，商周时期作为主要格斗兵器的青铜戈和青铜戟，都从战场上消失了，取代它们的是钢铁制造的戟和矛。戟的形制是战国晚期开始出现的“卜”字形，其特点是戟刺锐利而前伸，旁枝与刺体垂直横出，也极尖锐。东汉以后，旁枝又向上弧曲，增强了叉刺的效能。直到魏晋时期，它几乎是战士必备的标准兵器。矛头的形体加长，还有体扁刃阔形似剑的，又称为铩。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逐渐让位于钢铁剑，剑体日益窄长而剑锋更加尖锐。开始使用环首的长铁刀，虽然直到东汉时期还是刀剑并用，但环首铁刀更为普遍。唯一未改用钢铁制造的是远射兵器弩上安装的弩机，仍用青铜铸制，但一般在机括外周加了铜郭，以增强弩力，有的在望山上加刻度，用于瞄准，以提高命中率。在防护装具方面，使用了铁甲片编缀成的铠甲和兜鍪，以及铁盾。皮制甲胄仍在使用，但已退居辅助地位。上述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汉朝军队装备的主要部分。但不同的兵种，其装备的兵器也有差别：骑兵使用的远射兵器以弓箭为主，也用擘张弩；格斗兵器是马戟、马□（见矛）及环首刀，刀又多与盾配合使用，并备有护身的匕首；防护装具除盾外，备有铁铠。步兵使用的远射兵器则以强弩为主，常用以脚踏张的蹶张弩，辅以弓箭；格斗兵器以矛、戟、刀或剑为主，常与盾配合使用，矛和戟的柄一般有长、短两种，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汉简记有兵卒装备的简文中，兵器组合有“长戟”和盾，“长铩”和盾，也有“短戟”、“短铩”与盾配合使用，另有护身的匕首和“手戟”；防护装具是铁铠和皮甲，还有盾。边防烽燧守御部队，主要防守兵器是强弩。两晋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军队的主力是重装骑兵。兵器发展的重点放在改进骑兵装备方面，特别注意人和马的防护；也表现在马具的完善方面，如镫的普遍使用和鞍的改进，使人能更快地掌握骑术，便于奔驰和长途行军，提高了骑兵的作战能力。骑兵的铠甲，南北朝前期以两当铠为主，后期以明光铠为主；战马的防护是完备的“具装铠”，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和寄生构成。人铠和马具装都以铁质为主，皮质为辅，并配套使用，人用铁铠，马亦披铁具装，或都用皮甲，色彩也是相同的。同“甲骑具装”──重装骑兵的大量使用相适应，进攻性兵器也有些变化。在格斗兵器中，马戟日渐淘汰，多用长体双刃的马□，以增强穿透铠甲的功效。在远射兵器中，适应骑兵的弓箭有了发展，强弩则向重型的床弩发展。南北朝时期的步兵不如甲骑具装受重视，从有关图象材料看，常是轻装而缺少铠甲，装备的兵器以刀和盾为主也常见长矛和盾配合使用。远射兵器以弓为主。着铠甲的重装步兵，则以明光铠为主。
隋唐时期，继承南北朝时期的传统，但重装骑兵的重要性下降，恢复了骑兵轻捷的特点，因此马具装铠的生产已不如南北朝时期受重视。唐朝实行府兵制，据《新唐书·兵志》载，一般士兵标准装备的兵器，为“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皆一”，弓箭和横刀（即短柄的佩刀）是当时骑兵和步兵每人必备的兵器。至于整个军队中主要装备的兵器和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唐代兵书《太白阴经》中有较详细的记述。现据该书列表如下（一个军的总人数为 12500人）：唐兵书《太白阴经》中一个军的兵器装备(总人数:12500)
从唐朝晚期经五代至北宋初期，兵器又有新变化。成书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的《武经总要》，总结和记述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冷兵器中当时还生产和装备军队的类型，以及新发展的兵器及装具。传统的格斗兵器仍以刀、枪（矛）为主，但为了适应各种特殊战斗的需要，每类下又各形成若干分支，如《武经总要》记载的刀有8种、枪有 9种之多，同时大量采用各种棒类兵器，以及骨朵、铁链夹棒等锤击兵器。远射兵器仍以弓箭为主，弩则向主要用于攻城的大型床弩发展。防护装具有铠甲和马甲，以及步兵、骑兵用的盾牌。据《武经总要》记载，刀、枪和棒类是当时最主要的格斗兵器，而弓箭是当时最主要的远射兵器。部队除有大约30％装备弓弩的射手外，40％的战士装备刀和枪，12％的战士装备棒类兵器，其余的战士装备其他兵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在中原和江南进行，夺取设防城市成为军队的一项主要任务，因此攻守城器械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马甲中国古代用于保护战马的专用装具。又称马铠。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保护驾战车的辕马，另一类用于保护骑兵的乘马。
商周时期，战车是军队的主要装备，马甲用于保护驾车的辕马。主要是皮质的，面上髹漆，并常画有精美图案。分为保护马头及躯干的两部分。至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实物，是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初期髹漆皮马甲(图1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皮马甲复原模型)。秦汉以来，骑兵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兵种，马甲用于保护骑兵的乘马。东汉时期，已经使用起部分防护作用的马甲，如保护马前胸的皮质“当胸”。到三国时期，文献中已记载有全副马铠。自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骑兵的作用大大提高，组建了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甲骑兵──“甲骑具装”，马铠的结构也日趋完备，并从此称为“具装铠”或“马具装”（图2南北朝时马具装示意图）。具装铠有铁质的，也有皮质的，一般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 保护马胸的“当胸”、 保护躯干的“马身甲”、保护马臀的“搭后”以及竖在尾上的“寄生”6部分组成，使战马除耳、目、口、鼻以及四肢、尾巴外露以外，全身都有铠甲的保护。隋朝以后，重甲骑兵日渐减少，但马铠仍是军队中使用的一种防护装具。在北宋成书的《武经总要》中，绘有整套马甲的图像，包括面帘（附有“半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和搭后5部分，没有“寄生”。 在宋、辽、金之间的战争中，交战各方都使用过装备马铠的骑兵。到明清时期，骑兵的战马一般不再披这种笨重的马甲。
攻守城器械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为了保护氏族或部落不受侵犯，开始在住地周围构筑围墙、壕沟等防御设施，形成了原始设防城堡。到了奴隶社会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城堡的构筑日渐牢固，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设防城市。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设防城市的构筑更趋牢固，由夯土城发展到包镶部分砖壁，直到修筑砖城，并出现了羊马城等设施。北宋总结了前代的筑城术，在《武经总要》一书中记载了具有城楼、角楼、弩台、瓮城、城壕及羊马城等设施完备的城防体系。随着设防城堡的不断改进，促使攻城器械随之不断改进和创新。攻城器械的发展，又促使守方有针对性地创制相应的守城器械，因而形成了兵器装备中具有专门用途的攻守城器械系统。中国在春秋以前以车战为主，军事家主张野战速决，认为“攻城则力屈”（《孙子·作战篇》），攻守城器械的发展是有限的。战国时期，攻守城战日趋激烈，攻守城器械已有较大的发展，战国晚期的墨家著作（《墨子》“城守”诸篇）记述有守城和攻城器械。此后，经过汉唐时代的发展，冷兵器阶段的攻守城器械到北宋时已相当完备，《武经总要》一书中，对重型远射兵器、攻城器械和守城器械有如下记述：①重型远射兵器：床弩和□，用以摧毁敌方的防御设施和消灭依托城堡抵抗的敌人，同样也用于守方摧毁敌方的攻城器械和杀伤攻城部队。②攻城器械：用以攀越高墙深壕的器械，其中历史最久的是周朝已出现的登城用的云梯，此外还有跨越壕沟的濠桥、折叠桥，掩护战士抵近城垣的防护棚具□□车，登高侦察城内敌情的巢车、望楼车等。③守城器械：用以毁坏敌方攻城器具和杀伤登城人员。有各种檑木和檑石，用以烧毁云梯等攻城器具的飞炬、猛火油柜等，还有为塞补被敌方摧毁的防御工事用的塞门刀车、木女头等，以及对付火攻用的灭火器械。
云梯中国古代战争中用以攀登城墙的攻城器械。《淮南子·兵略训》许慎注说：“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故登高侦察敌情，是云梯的另一功用。
一般认为，云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巧匠公输般，《墨子·公输》记载，公输般在春秋末年曾为楚王造云梯攻宋，但其所造云梯的形制现已无考。战国时期的云梯，从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所示图案判断，系由3部分构成：底部装有车轮，可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靠人力扛抬，倚架于城墙壁上；梯顶端装有钩状物，用以钩援城缘，并可保护梯首免遭守军的推拒和破坏(图1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中的云梯纹)。 据唐朝杜佑撰《通典》记载，唐朝的云梯比战国时期有很大改进:梯身（主梯）以一定角度固定装置在底盘上；在主梯之外，又增设一具活动的“上城梯”（副梯），其顶端装有一对辘轳，登城时可以沿着城墙壁面上下滑动，谓之“飞云梯”；云梯的底部则“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由于主梯采用了固定式装置，简化了架梯程序，缩短了架梯时间，而活动的上城梯的设计，则大大降低了云梯在接敌前的高度。攻城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设“上城梯”，便可“枕城而上”，从而减少了敌前架梯的危险和艰难，同时又保证云梯在登城前不过早与城缘接近，免遭守军破坏。《旧唐书·浑□传》记载，唐建中四年(783)，浑□守卫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时，攻城军曾造“阔数十丈，以巨轮为脚”的云梯，并“施湿毡生牛革，多悬水囊以为障”，“两旁构木为庐，冒以牛革”。说明唐朝中期已开始在云梯底部采用防护设施。
宋朝的云梯结构有了更大的改进。《武经总要·攻城法》记载：“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丈余，中施转轴，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内以人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之上。”（图2《武经总要》中的云梯图）说明宋朝云梯采用了中间以转轴联接的折叠式结构，并在梯底部增添了防护设施。此外，上城梯（副梯）也出现了多种形式：有“飞梯，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著城推进”；有“竹飞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以登”；有“蹑头飞梯……为两层，上层用独竿竹，中施转轴以起梯，竿首贯双轮，取其附城易起”。（图3飞梯(左)、 竹飞梯（中）、蹑头飞梯（右））这些改进，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了主梯在接敌前的高度，增加云梯车运动的稳定性，并减少遭受守军破坏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配备了可适应多种复杂条件的上城梯，使登城接敌运动简便迅速。明朝以后，这种笨重的巨大云梯，因无法抵御火器的攻击，遂逐渐废弃。
巢车中国古代一种设有望楼，用以登高观察敌情的车辆。车上高悬望楼“如鸟之巢”，故名。又名楼车。楼车的名称见于《左传》。公元前 593年，楚军曾强迫俘获的晋使解扬登上楼车，向被围困的宋人劝降。据杜预注，楼车是“车上望橹”，而巢车则是“车上为橹”。按《后汉书·南匈奴传》注，“橹”就是“楼”。《左传》记载，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中，楚共王曾登上巢车观察晋军的动向。当时还有太宰伯州犁随侍，可知此望楼的面积当不会很小。唐朝杜佑撰《通典》记载，巢车的形制是：“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止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约1.332米），高五尺（约1.665米），有十二孔，四方别布。车可进退，环城而行。”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汉时与匈奴作战，曾经制造过一种车辆，“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当即此种可以“环城而行”的巢车。到北宋初，巢车和楼车的形制已有明显不同。宋官方编修的《武经总要·攻城法》中同时收录了巢车与楼车两种，并称楼车为“望楼车”。据其文字及附图所示，巢车的形制同于《通典》（图 1巢车）；而楼车的形制则较为复杂完备。其车体为木质，底部有4轮，车上树望竿，竿上设置望楼，竿下装有转轴，并以6条绳索，分3层、从6面将竿固定，绳索下端则以带环铁橛□入地下(图2望楼车)。这种“望楼车”当是宋朝的形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经总要》攻守战具中记载的新型纵火器具。火攻战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孙子·火攻篇》就已精辟地阐述了火攻的战术和作用。史载战国时齐国的田单用火牛破燕，三国时吴国的周瑜在赤壁火烧曹军战船等，就是以火攻取胜的著名战例。传统的火攻器具主要是带燃烧油脂的火箭，以弓弩发射；也使用火兽、火禽和火船。这些火攻器具，都取自天然可燃物，易受气候影响，局限性很大。因此，当中国古代的炼丹家们发明了火药后，很快就被军事家应用到战争中。在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汉朝，火药的主要成份硝石、硫黄已被人们当作药物使用。两晋、隋唐时期，炼丹家在实践中已经发现了硝石、硫黄和木炭等混合物的燃烧性能，并采用“伏火法”炼丹。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道家《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记载有硝、硫、炭3个组分的配方。至迟到10世纪，已开始用火药来制造纵火器具，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兵器──火药兵器（简称火器），使传统的火攻战术有了新的发展。北宋初年，出现了用火药制造的火箭、火□等。在《武经总要》中，守城器械部分列举的火药兵器有火□、火药鞭箭、蒺藜火□、霹雳火□等多种，这表明原始的火药兵器是与攻守城战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的火药兵器开始装备军队，宣告了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从此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步入了新的时代。
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10～19世纪中叶）北宋初年火器的出现，标志着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开始，经南宋、元、明到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以前，延续约9个世纪。在此期间，随着火药性能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应用，新的威力更大的火器不断被发明创造出来，并在战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到清朝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火器发展的停滞，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古代火器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而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火器和冷兵器所占的比重是大不相同的。冷兵器虽也有一些发展和成就，但它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下降。从整体来说，冷兵器趋于衰落，而火器的不断发明和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兵器发展的主要标志。中国古代火器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早期的火器，火铳的发明和发展，枪炮在外来技术影响下的发展。
早期的火器从北宋到南宋约3个世纪，是早期火器的创制阶段。这个时期火器已用于战争，并有一定规模，有些火器的储备已是数以万计，在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全局来说，当时大量装备军队起决定作用的兵器还是冷兵器。北宋发明的火药箭、火□类火器，主要是用以纵火的火攻器具，可起烧伤敌人和惊吓敌军人马的作用。南宋发明的铁火□、火枪类火器，已有较大的杀伤和破坏作用。但这两类火器除少数可以手投外，主要是用弓、弩、□等冷兵器来发射和投掷，飞火枪也是把喷火筒和矛枪结合起来使用，都离不开冷兵器。因此，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但还是一个以冷兵器为主的时期。
据《宋史·兵志》等史书记载，自开宝三年至咸平五年(970～1002)，兵部令史冯继升、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冀州团练使石普等人，先后向朝廷进献火箭、火□、火蒺藜等燃烧性火器。《武经总要》中记载着这些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并列出3种火药配方，这些配方是世界上最早以火药命名并用于军事的配方。这些火器，在北宋时期的战争中经常使用。如靖康元年(1126)，宋军在丞相李纲指挥下，使用火箭、霹雳□同其他冷兵器相结合，打退了金军对汴京(今河南省开封)的进攻。之后，金军也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火器的技术，攻占了汴京城。北宋时期火器的制造已初具规模，在汴京设有广备攻城作，工匠5000余人，下辖10作，其中就有火药作和专门制造火器的火作。元丰七年(1084)二月，从汴京一次调发煦州、河州驻军的火器，就有神臂弓火箭10万支，火药弓箭2万支，火药火□箭2000支，火弹2000枚之多。
南宋时期，火药的性能已有显著的提高，金和南宋都使用了铁壳爆炸性火器“铁火□”。这种□是金人于13世纪初叶首先使用的。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金军在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时，使用了用生铁铸成、壳厚2寸的铁火□。绍定五年(1232)，蒙古军进攻金南京（今开封），士兵在大型活动掩体“牛皮洞子”遮挡下掘城，守城金军用铁索悬吊爆炸威力更大的铁火□“震天雷”，至掘城处爆炸，其声如雷，闻百里外，产生强烈的燃烧和四散飞击的铁壳碎片，毁坏了蒙古军的铁甲和牛皮洞子。景炎二年(1277)，元军攻静江(今广西桂林)，守城宋将在城陷粮绝的情况下，率部下250名点燃一具大铁火□集体殉国。历史上的这些记载，说明铁火□已具有很大的杀伤作用，火药性能已经有较大的提高，火器已从纵火器材发展为直接杀伤、破坏的兵器，这是火器发生飞跃的重要标志。
火枪的出现和演变，表明火器的又一方面的进步。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火枪，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使用的长竹杆火枪，以竹为筒，内装火药，临阵点燃，喷射火焰，焚毁了敌人的攻城器械“天桥”。这是最早的管形喷射火器，它能使点燃的火药定向集中喷射火焰。这种技术以后又有了发展。南宋绍定五年(1232)，蒙古军进攻金南京时，守城金军使用的飞火枪，将纸制的火药筒绑缚在矛柄上，近战中既可喷火伤人，又能格斗拼刺。虽然是“飞火”，但在火药中还掺杂着铁滓、磁末等，与火焰同时喷出，也能起一定的杀伤作用。南宋开庆元年(1259)，又进一步创制出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内安子窠（弹丸），用火药发射。这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长期探索，终于在用人力发射的弓箭和□之后，人类第一次用化学能发射弹丸的成功尝试，也是早期火器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为进一步发明金属管形射击火器解决了一个重大技术问题。
铁火□、火枪等火器问世后，很快就在战场上显示出威力，无论是宋军，还是金军、蒙古军，都争相添制。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火器作坊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北宋都城汴京的火器作坊；军事重镇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一个月就造一、两千尊铁火□；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在两年三个月内，就制造和添修3～10斤重的铁火□、火弓箭、火弩箭、霹雳□、突火筒等 6.4万件。蒙古军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后，特别注意搜罗工匠，为他们制造火箭、火□、火枪等火器。这时的火器虽然在军队装备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但在一些战役中，已显示出重要作用。火器已成为军队必不可少的装备。
火铳的发明和发展这一阶段从元朝到明朝前期，经历了约2个世纪。元朝发明的火铳，是中国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第一代，这已经是用火药发射石弹或铅弹、铁弹，在较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武器。火铳的发明，开始了火器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到明初，火铳除了已形成可以看作是枪、炮雏形的手持铳和大碗口铳两大类以外，还开始发展了大口径的铜炮、铁炮，把火炮制造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时期火铳的大量生产和装备军队，特别是专用火器部队的组建，使作战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冷兵器虽然在军队装备的武器中仍占大多数，但火器的巨大作用，已使它成为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朝制造的火铳最早开始于何年，目前尚缺乏文献记载。但在南宋后期，由于火药性能已有很大提高，已能以火药为能源用大竹筒发射弹丸，并掌握了铜铁管铸造技术，使元朝具备制造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技术基础。元朝于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利用南宋原有的冶金、火药和兵器制造业的基础，研制新兵器。二十年，又将军器监改为武备监，统一掌管兵器制造。中国现存最早的有铭文的元代火铳，是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的制品。火铳采用青铜铸管，能耐较大膛压，可以装填较多的火药和较重的弹丸，因而大大提高了火器的威力。火铳使用寿命长，能反复装填发射，因此发明不久就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据文献记载，到元末，火铳已被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广泛使用。《元史·达礼麻识理传》就有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军使用成批火铳作战的记载。
明朝建立(1368)后，除大量生产铜火铳外，还开始铸造铁炮。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明洪武十年(1377)造的3门大铁炮（明初时较大型的铳已开始被称为炮），其口径、身长和重量都大大超过元代的火铳，身管也成直筒形，代表了明初火炮制造的较高水平。明成祖朱棣取得政权后，进一步增加了造铳的数量和品种，并提高了质量，改进了结构，使之更利于实战。据史书记载，明军已大量装备火铳。洪武十三年(1380)规定，在各地的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10％装备火铳。二十六年，规定水军每艘海运船装备碗口铳4门，火枪20支，火攻箭和神机箭各20支。永乐年间，创建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明代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配备了火铳。洪武二十年(1387)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安置火铳加强守备。永乐十年(1412)和二十年，明成祖下令在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隘口，安装炮架，加设火铳。嘉靖年间，长城沿边要地，几乎都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它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在整个军队的装备中，冷兵器还占主要地位。
枪炮在外来技术影响下的发展这一阶段从明朝后期到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大约经历3个多世纪。这个时期从仿制外来的鸟铳（枪）和佛朗机铳（炮）、红夷炮开始，火器已分为枪、炮两大类各自独立发展，并大量装备步兵和炮兵。随着火炮威力的日益增大，逐渐取代了□和床弩一类冷兵器，成为城堡攻防战的主要兵器。步兵装备的鸟铳（枪），填装弹药慢且不能用以刺杀，因此刀、矛、弓、箭仍然是重要兵器。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未得到根本改变，这对清朝后期的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6世纪初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用新式枪炮对外进行掠夺，西方火器及其制造技术先后传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佛朗机铳、鸟铳和红夷炮。佛朗机铳是葡萄牙人在嘉靖初年入侵中国时，被明军缴获的舰炮。它在构造上与火铳相比，具有身管长、装有瞄准具、使用子铳（预装火药弹丸用）等特点，因而比火铳装填方便、射速较快、射程较远、命中率较高，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一种火炮。明朝依其形式，仿制成大中小5种规格的佛朗机铳，大型的用于舰船和防守城堡营垒，中型的用于随军机动作战，小型的用作单兵武器。
鸟铳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东南沿海剿倭作战中缴获的，原制为欧洲火绳枪。它在构造上与手持火铳相比，具有身管较长、口径较小、装有瞄准具、弯形枪托和火绳枪机发火等特点，因而发射方便、射程较远、命中率较高、侵彻力较强。嘉靖三十七年(1558)，明朝仿制首批鸟铳成功
佛朗机铳和鸟铳的仿制成功，使火器具有较优良的作战性能，因而被明军大量装备。这在戚继光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练兵时的陆军各营中反映最为明显，以车营和步营为例：
车营
步营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戚继光编练的车、步营，火器的配备已明显增多，使用火器的士兵在人员编制中已达到或超过半数。其中车营是专门的火炮部队，因此轻重火器的配备所占比重就更大。而在步营中，由于鸟铳装填弹药慢和近战中不能刺杀，刀枪弓箭手仍占一半。戚继光很注意火器同冷兵器配合使用，火器手配备长刀，便于近战格斗；冷兵器手配备火箭，以利远射。在基层战斗单位的编制中，也是把火器和冷兵器有机地结合起来，互为短长。在戚继光编著（成书于1571年）的《练兵实纪》中，详细记载着上述各营的编制装备，以及训练士兵使用佛朗机铳、鸟铳进行战斗的要求，反映了戚继光的新式枪炮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思想，在中**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戚家军是明朝后期的精锐部队，其装备情况特别是火器所占比重之大，尚难代表当时明军的全貌。
中国在仿制成功鸟铳后，还不断有所改进。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桢在《神器谱》中，介绍了掣电铳、迅雷铳、鸟嘴铳、鲁迷铳、鹰扬铳、翼虎铳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单兵用枪。其中掣电铳的龙头式枪机安于枪托上，扣动扳机，龙头落于药池，点火完毕，龙头自行弹起，并在枪尾安有防身钢刃；迅雷铳有5管，可轮流发射，提高了射速。崇祯八年(1635)，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介绍了自生火铳，改鸟铳的火绳点火为燧石发火，克服了火绳怕风雨的缺点，是中国鸟铳发火装置的重大改进。但上述火器，均未见大批生产和装备军队。
佛朗机铳作为一种火炮，比较轻便，适于在运动中使用；但口径较小，威力不大。万历年间，后金军与明军在中国东北的战争日益激烈，多为攻守城战，佛朗机铳威力不足的弱点暴露出来。明政府为寻求威力更大的火炮，命大学士徐光启购买和仿制欧洲新式大口径火炮，当时称为“红夷炮”。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2丈余（约合6米），重者至3000斤（约合1800千克），“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现存实物，炮身长多为2～3米，口径多为100毫米以上，比佛朗机铳口径大、管壁厚、炮身长，成为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明军配备红夷炮后，在同后金军的作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天启六年(1626)，明将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多次以红夷炮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取得了守城战的胜利。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明军与清军在松山（今辽宁锦州南）、锦州之战中，双方用**对轰，展开激烈炮战。与此同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已装备大型火炮，如进攻开封时，除用大量火药轰塌城墙外，也用火炮轰击城垣，掩护士兵攻取坚城。
从元朝到明朝，在枪、炮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些丰硕成果在明朝后期的《兵录》、《武备志》、《金汤借箸十二筹》等兵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仅《武备志》就记载了火药、火炮、火铳、火箭、火牌、喷筒、火□、火兽、火器战车、水战火器、地雷等类火器共200多种，并绘有大量附图。在火药配制方面，明代后期除吸收外来火药配方的特点而制成更适合新式枪炮用的发射药外，还配制了各种专用的火药，如引药、炸药、信号药、发烟药、致毒药等，丰富了宋元以来的火药品种。在喷筒和抛射火器方面，提高了燃烧、致毒、发烟、遮障等作战功能。利用火药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单级火箭、二级火箭、多发齐射火箭、有翼火箭等。在爆炸性火器方面，有炸弹类、地雷类、水雷类共十几种，一般用于投掷、事先埋设或沉放于水陆通衢，其引爆方式除直接点火外，已发展为拉发、绊发、触发或机械式钢轮发火。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点，在作战中同枪炮一起发挥杀伤和破坏作用。
清朝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逐渐由缓慢而至于停滞。清初由于战事的需要，尚重视火器制造，重型火器以火炮为主，轻型火器以鸟枪为主。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约900门，但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并无大的改进。如康熙十五年(1676)铸造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仍属红夷炮型，大者口径达110毫米，全长248厘米，重1000千克，可发射 4千克重的铁弹。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时，曾使用了这种火炮。鸟枪的种类较多，其中少数采用了燧石枪机，多数仍用火绳枪机。康熙年间，戴梓曾制出燧发连珠铳和蟠肠鸟枪，对鸟枪的结构有较大改进，但未被广泛使用。至于部队配置火器的状况，与明末大致相同。康熙三十年(1691)，在满蒙八旗中设立火器营，抽调5000多人专门训练使用鸟枪。雍正五年至十年(1727～1732)，先后规定绿营的火器配备，鸟枪兵一般占40～50％，加上约占10％的炮兵，火器手约占60％左右。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火器的制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清政府由于**的统治和严重的保守思想，根本不重视火器的发展，很少再造火器。对外又妄自尊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外国先进的火器及其制造技术也未能在中国传播。因而中国火器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才匆忙下令在沿海各地制造火炮，加强海防，但是仍然抵挡不住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纵观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历经数千年而自成体系，这绝不是偶然的。它经历了石兵器、青铜兵器、铁兵器、火器等漫长的历史过程，创造出适用于步战、车战、骑战、水战、攻守城战等种类繁多的兵器，而其发展进程又一脉相承，各具特色。如冷兵器中的戈、矛、戟和弓弩、床弩等，都经历了长期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火攻战术，促使中国古代炼丹家们发明的火药，很快应用于军事，并发展成为北宋的火器。南宋的火枪发展成为元代的铜火铳，铜火铳又很快发展成为明初的大铁炮。从而使中国古代兵器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成为世界兵器史上极为重要的体系之一。中国古代兵器的成就，对世界兵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火药和火器的发明，促使世界军事技术发生了一次革命，为近代枪、炮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古代兵器的成就，是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先进的技术成就，如冶铸青铜合金的技术、百炼钢技术，火药的发明等，都是首先或大量地应用于军事，促使中国古代兵器不断创新，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但当西方国家经过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新技术，把中国古代发明的火器发展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打倒封建主的有力武器的时候，中国却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缓慢带来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使中国的火器落后于西方。
火铳
↑元代致顺三年铜火铳
中国元代及明代前期金属管状射击火器。由前膛、药室和尾[上“巩”下“金”]组成。使用时点燃由药室引出的药线，引燃药室内的火药，借助火药燃气的爆发力将预装入前膛内的石弹或铁弹射出，杀伤敌人。火铳是中国元古代第一代金属管状射击火器，以铜和铁铸造，至迟出现于元代（约公元14世纪初），后普遍用于海战和陆战。战时使用的火铳有：单管手铳、多管三眼铳、五排铳、七星铳、十眼铳和大口径碗口铳（口径为100-120毫米）等。
佛朗机
↑明朝佛朗机（上为子铳，下为母铳）
中国明代中期火炮。由母铳和子铳构成。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配有准星、照门，能对远距离目标进行瞄准射击。铳身两侧有炮耳，可将铳身置于支架上，能俯仰调整射击角度。铳身后部较粗，开有长形孔槽，用以装填子铳。子铳类似小火铳，每一母铳备有5至9个子铳，可预先装填好弹药备用，战斗时轮流装入母铳发射，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佛朗机为欧洲发明，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传入中国，按其国名称为“佛朗机”。嘉靖三年（1524年），明廷仿制成功第一批32门佛朗机，每门重约300斤，母铳长2.85尺，配有4个子铳。之后，明廷又陆续仿制出大小型号不同的各式佛朗机，装备北方及沿海军队。
鸟铳
↑《神器谱》中的鲁密鸟铳
中国明朝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由枪管、火药池、枪机、准星、枪柄等组成。使用时通过预燃的火绳扣动枪机，带动火绳点燃火药池内压实的火药，借助火药燃气的爆发力将枪管内铅弹射出，杀伤敌人。鸟铳为欧洲发明，明嘉靖年间由鲁密（今译鲁姆，位于今土耳其）传入中国，明廷遂仿制。最初仿制的鸟铳为前装、滑膛、火绳枪机，为近代步枪雏形。口径约为9-13毫米，枪管长1-1.5米，全枪长1.3-2米，重2-4千克。弹重3-11克，射程150-300米，曾为明、清军队的主要轻型火器装备之一。
战车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
中国古代用于战斗的马车。一般为独辀（辕）、两轮、方形车舆（车箱），驾四匹马或两匹马。车上有甲士三人，中间一人为驱车手，左右两人负责搏杀。 其种类很多，有轻车、冲车和戊车等。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使用。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到了汉代，随着骑兵的兴起，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了一前一后纵置的两辆大型彩绘铜车。前面的一号车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四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
中国叫飞镖，传到日本后叫手里剑，虽然绝少没有人只用暗器跟人对决，
而且毕竟是一种依靠手劲发挥威力的武器，射程近，而且难以贯穿盔甲，在短火枪大量装备之后，它便失去了发挥余地，逐渐被冷落了，但怎么说也是一种重要的古代兵器。
流星是一种软兵器，分为单流星和双流星。单流星绳索长约一丈五尺，绳端有一小铜锤，形似甜瓜，大如鸭卵，舞动起来如飞龙穿雾、彩凤撩云，有时把绳缠绕到自己身上后，猛然一抖，锤则一窜而出，其快如飞，有如天上流星。双流星绳长约五尺，两端各有一小铜锤，是一种较难练的兵器，舞到急处，如疾风骤雨，刻不能停，故有“如插翅飞虎，似过海蛟龙”之说。此物法虽简单，用之者非功力充足不可；古人云：断钢易、而断水难，用硬器只须力足以举其器，即可指挥如意；用軮器者须贯其力，使軮者亦变如钢条，然后始可以临敌，故軮鞭流星锤等之不易习也。习軮器者，须能将两臂之力，运入其械，此则非精于軮功者不能也。绵绳套索为器中之尤軮者，较诸軮鞭流星锤为更难。
双流星绳长约五尺，两端各有一小铜锤，是一种较难练的兵器，舞到急处，如疾风骤雨，刻不能停，故有“如插翅飞虎，似过海蛟龙”之说。
锤、狼牙棒：这是一类打兵器，目的是重击，而不是砍刺，最早是棍，后来出现了靠特有的“杠杆作用”而使威力大增的武器，这类棍棒的特点是，打击部分重量远远超过手握部分的重量，并选用硬质材料制造而成。锤、狼牙棒之类就是其典型代表。
锏为短兵之一，方形有四棱，连把约长四尺，因形似简故名。锏无刃，每距六七寸有节者，名竹节锏；自把至端，完全平直者，名方棱锏；盖以形之不同而变更其名也。考锏之由来，与剑为同时；至二十四法之出，则在秦汉以后，创自何人，亦不复可考；惟以短兵利于步战之故，后人多有习之者，即今南北拳家，类能娴之；亦正如单刀軮鞭之携带便利，可随身防护也。惟锏无单用，法重双行，故后人有雌雄锏鸳鸯锏等名，亦矜奇胘异，增减原有之二十四法，而另立门户者；然终脱不了此母法也。且有用长兵之人，而藏锏腰间，以防不测者；是则锏为短兵而兼为暗器矣，此大都皆后人之自作聪明，立伪欺人，不可为训也；世之学武者，宜遵古法行之，庶不至多所皆谬。
铁鞭为六角形，铁锏为四楞形「大小短长，随人力所胜用之。」鞭、锏都属短兵器，因为二者形制相似，所以历代都把鞭、锏相提并论。宋《武经总要》：「铁鞭、铁锏二色，鞭，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有人作四棱者，谓之铁锏，谓方棱似形，皆鞭类也。」明《武备志》亦同。
清王《兵仗记》说：「与剑相类者为铁锏，无刃起四棱，言方棱似也；有与为类者为铁鞭，纯铁为之，状如竹根节也。鞭、锏大小长短，各随力所胜用之。」由以上历史专著，我们可以了解，鞭形戕如竹根节，而状为四棱体，二者长短因人而异，以力量大小而权衡。
鞭与锏历代视之为杂兵，因为在短兵器中不及刀、剑用之广，除双鞭双锏外，多配於其他兵器作战，尤其和长兵为伍来使用。
唐初的战将秦琼善使双锏
清代雕花双锏
相似的有硬鞭和尺
钩
钩，古兵器之一。由戈演变而成。春秋时期，钩与戈，戟并用之。据《汉书*韩延寿传》载：“延寿又取官铜物，侯月蚀铸作刀，剑，钩。”颜师古注：”钩，亦兵器也，用法有钩，缕，掏，带，托，挑，刺，刨，挂，推，架等。演练时起伏吞吐如浪式。
十八般兵器”
“十八般兵器”之称是从“十八般武艺”一词演化而来。“十八般武艺”始见于南宋华岳编的兵书《翠微北征录》，华岳曾中过武状元。此书编成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他在书中自称“臣闻”，可见“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实际上还要早。可惜宋代的兵书多毁于兵燹，今传者寥寥无几，“十八般武艺”的原始出处和内涵今天已无从查考。谢肇浙《五杂俎》中对“十八般武艺”的具体内容作了记述：“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前十七种都是兵器的名称，第十八般名目“白打”，就是“徒手拳术”。
《水浒传》写到的十八样是：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还有谓十八般武艺是指九长九短：九长是枪、戟、棍、钺、叉、钅党、钩、槊、环；九短是刀、剑、拐、斧、鞭、锏、锤、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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