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来，发现大家还在讨论中西历法之争，而且是越说越跑题。有人连《崇祯历书》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在那里一个劲的喊打倒。既然如此，偶们就心平气和的用科技事实把这场跨越明清两朝直至今日的“中、西历法之争”表个清楚吧。偶们先从中、西历法之争的起源说起。话说在三百多年前的崇祯年间，围绕西历的准确性，夷夏两派曾大战过八大回合，有《明史。历志》记载如下：
1．1629年日食
崇祯二年5月乙酉朔，日食，礼部待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大统、回回所推天食分时刻与光启互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
2．1631年日食：
夏四月午望，月食，光启预推分秒时刻方位。。。。。已而四川报冷守中所推月食实差二时，而新法密合。
3．1634年木星运动
天经预推五星凌犯会合行度，言闰八月二十四，木犯积尸气，而文魁则言天经所报木星犯尸积不合。。。。。。天经又推木星退行、顺行，两经鬼宿，其度分晷刻，已而皆验。于是文魁说绌。
4．1635年水星及木星运动
天经推水星伏见木星所在之度，皆与大统各异，而与新法为合。
5．1635年木星、水星、月亮位置
（李天经）又推八月二十七日寅正二刻，木、火、月三曜同在张六度；而大统推木在张四度，火月张三度。至期，果同在六度。
6．1636年月食
（崇祯）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晓望月食。天经及大统、回回、东局各预推河南、山西所见时刻，奏遣官员分行测验。其日，天经与罗雅谷、汤若望、大理评事王应遵、礼部李及监局守登、文魁等赴台测验，惟天经所推独合。已而河南报尽合原推。
7．1637年日食
（崇祯）十五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天经等预推京师见食一分一十秒，。。。。。。。大统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推食三分七十秒，东局所推止游气侵光三十余秒。而食时推测，惟天经为密。
8．1643年日食
迨（崇祯）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李天经）测又独验。
上述八次较量，结果是八比零，中国的传统天文方法“全军覆灭”告终。这八次较量，三次发生于《崇祯历书》编成之前，五次发生于编成之后。说到这里，水无月阳炎你应该明白了吧，不管是书里，还是历史上，中、西历法之争都不是你口中简单的西历元旦与春节大年初一间的争论。其中包涵了天文学理论、天文数学等等诸多内容。
接着就要提一提引起这场争论的核心书籍《崇祯历书》了。《崇祯历书》是一部中国比较全面的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汤若望等人编译，从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到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历时5年。包括46种，137卷，全书分节次六目和基本六目，前者是关于历法的，后者是关于天文学理论、天文数学、天文仪器的。书中大量引进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明确引入了“地球”的概念，“在计算方法上，介绍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在坐标系方面介绍了黄道坐标系。”
《崇祯历书》编就后，因反对派的干扰与明代晚期的战乱，并没有得到颁行，直到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早期汤若望对《崇祯历书》进行了删改、压缩，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并进呈清政府后，才被采用，并改名《时宪历》，正式颁行。
Hoho，提到《时宪历》大家应该熟悉了些了吧。这部历法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至尽偶们民间仍惯用“时宪历”(农历)。水无月阳炎，现在你明白了吗，书里的《崇祯历书》就是偶们现在通用的“农历”！你在书评区一直叫嚷着要打倒的，其实是你家挂历上记载的农历。至于子乐所说的夏历指的是阴阳合历，也就是“黄历”。恩，举个例子就是那种地摊上卖的那种记载哪儿天哪儿宜开工动土啊，哪儿天哪儿天不宜出行的黄历。偶们办公室里有一本啦，老板开工前每次都要看地~~
不过也有狭义的说法将农历视为夏历。偶觉得是不准确的。因为现行农历就是《时宪历》。去年是农历乙酉鸡年，正是先行农历正式出版360周年。
现在回过头再来讲讲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偶们在先前坛子里讨论时，曾不止一次提到这三种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基础。估计大家咋一看会觉得太深奥。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啦。照例，咱们先做简略的名词解释。
浑天说——浑天说认为，天地具有蛋状结构，地在中心，天在周围。浑天说到底是何时由何人首次提出，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作为一种宇宙学说，它的产生和发展却与一种实用的测天仪器──浑仪有着密切的关系，史籍所载明确的浑天说直到东汉张衡造浑天仪并作《浑天仪注》时才提出来。张衡的宇宙学说被后世天学家多次引用和发展，并成为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天学家公认和遵用的宇宙学说。中国古代天学家就是以《浑天仪注》中所描述宇宙模型，进行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的。以后历代历法推算方法上常有改进，但基本模型仍是少有变化。
盖天说——盖天说是比浑天说出现更早的一种宇宙说，可将其起源、发展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原始的形象化比喻的‘天圆地方说‘，没有进一步关于天地结构的定量描述；第二阶段以《周比算经》为基本纲领性文献，提出了自成体系的定量化天地结构，基本假定是天地平行，其间相距八万里。盖天说家以此解释天地结构和天体运行，并进行定量描述和计算。
宣夜说——宣夜说认为天是无限而空虚的，星辰就悬浮在空虚之中，自由自在地运行着。这种说法与现代宇宙论颇有形似之处，所以往往被作适当发挥之后，成为中国古代最先进的宇宙学说。（子岳你有关“宣夜说才是最符合我们当今宇宙观”的说法应该原于此处吧。）然而，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由自在地运行，所以对它们的运行规律也就无从谈起。这种对天体自由运行的夸大，使得宣夜说无只字片言谈到对天地结构的定量化描述，所以严格地讲，宣夜说还不能称作为一种宇宙学说。另外，史籍中关于宣夜说的记载现在只找到两条，其中一条还是斥责它‘绝无师法‘的。（呵呵，看来古人也不怎么同意这种观点啊。）
因此只有浑天、盖天两说，才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宇宙学说，而且两说各有合理成分，都没有完全被抛弃。因此子岳书友将浑天、盖天两说与西方的日心、地心两说相比较，这一点偶同意。但是，子岳书友声称“当年战胜浑天说观测的是托勒密体系，而浑天说是战胜和淘汰了周髀算经的盖天说的，而最早的宣夜说连参与竞争的资格都没有，虽然这个宣夜说才是最符合我们当今宇宙观”的说法，偶可不敢苟同，有混淆概念的嫌疑。
虽然当年利玛窦向中国介绍的是托勒密地心说，没有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但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一开始就对其进行了甄别。两者都是浑天说的学者，在翻译西方文献时都十分留意欧洲有关日心说的内容。在编写《崇祯历书》时也大量引用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所以仅从宇宙论层面上来说，托勒密体系自传入中国起就从未战胜过浑天说。因此为了拉拢中国天文学者，后来的法籍传教士蒋友仁才会不得第一次在他的《坤舆全图》一书中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
大家或许要问偶前面举了那么多例子，不是证明了托勒密体系战胜了浑天说？在这里咱们分清楚一个概念性质的问题。浑天说、盖天说、日心说、地心说，这是些是宇宙论。中国古代天文学不是败在“宇宙论”上，而是败在了“推算方法”上。因此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欧洲的天文数学推算体系战胜中国的天文数学推算体系。（呵呵，好拗口地说。）那么中国的天文数学推算体系是啥米呢？
答曰：“代数方法”。代数方法的使用是中国古代天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古代近百部历法中，所有的推算方法都用文字叙述的形式表达出来。历法中每一个基本量就是一个具体的数据，每一种推算方法就是把各种基本量代入用文字叙述的代数表达式，进行混合运算后，得到一个导出量，这个量或是最后结果，或还要进入下一步运算。（子乐你所说的“《周髀算经》这样具有一定的范式，可以对事物作出可观测预言”，应该指的就是这个吧。）
不过，这种代数方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历法中所涉及的每个基本量只有特殊性──只能取该历法给定的数据，而没有普适性。这样使得许多方法的继承性很差，并且不能深入揭示天体运行的内在规律（实在难以想象开普勒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能用这种办法发现的说~~）。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天文方法一再败北的主要原因。
二是，宇宙学模型。盖天和浑天说中对宇宙结构的尺度从来没有明确、真实的描述，可以说中国古代从来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几何宇宙模型，所谓浑天和盖天说都是“代数式”的。这是中国古代天学的基本特征。相比之下同一时代的西洋天文推算就要完整严谨得多，不但包括了代数、几何方法，后来又发展到了微积分阶段。
对此偶曾反问子乐“用周髀算经和混天说能算出行星的运行轨道吗？”子乐的回答是“当时的西方传教士算出来的水晶球你认为就是行星轨道？”偶不知道自称熟悉天文历史的你是怎么得出这样结论的。偶只能说是很遗憾罢了。
回过头来说明末的历法之争论。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最先意识到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在这两点缺陷。所以才会潜心研究西学，翻译《几何原本》、《明理探》等西方典籍。以求完善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推算体系。根本没有推翻中国传统宇宙论的意思。认为引入西法就是取代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朋友，其实是将概念混淆了。当然历史上也有人故意混淆过这些概念。他们往往是出于“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政治目的，害怕被西洋传教士取代其在宫廷中的地位。更深层原因是对“用夷变夏”的厌恶和恐惧，是中西文化在器物层面上冲突的缩影。
呼~~以上是偶对中、西历法之争的全部了解。再深入偶也没办法探讨了。其实都是一些主流的基础概念而已。虽然篇幅长了点，但一旦说出来，道理其实很直白。总比老隔着层窗户纸故弄玄虚的好。偶是一个庸人，只相信经过论证的主流说法。至于某些专家的惊艳发现，偶是不感兴趣的。被忽悠次数多了，怕怕了。
在这里偶说一下偶对这几天讨论的心得。每每提到中、西历法之争时，不少书友的书评里都会带上强烈民族自尊的色彩。这也难怪，之前的百年当中中华民族受过西方列强太多的欺辱。直到今天“醉心欧化”的风气依旧盛行，以至于许多书友只要一提到引入西学就会不自觉地产生反感。可请静下心来想一想，中国与欧洲的交流自明朝起就开始了。作为其中先锋人物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未经历过鸦片战争，也绝不会认为西方文明优于华夏文明。他们为中国引入西方学术完全是出于学者对科学的尊重。更是出于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因为科学是共通的。没有谁比谁优越，只有谁比谁研究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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