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怔怔看着她，我说：“不知道——”转念又说：“如果她想见我，我就过去。”
袁洁忽然抓住我的手，很急切的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你不会报复别人，可是你这样，不是在报复自己么？”
这是个恩怨分明、敢爱敢恨的女人，我刚帮了她，她很快就开始帮我，我的眉头开始展开，摸摸自己受伤的脑袋说：“她现在好些没有？”
袁洁说：“她身体还很虚弱，但是我知道，她很想看到你，她知道你被许建伟打伤，很紧张，一把抓住我的手，我的手现在还有她的指甲印。”她伸手给我看：“喏！抓破皮了！”
我心里好像畅快了些，我想：原来我在等她主动表示她在意我？——我这么矜持？
我是不是成都人的所谓“假打”，明明想要偏偏要故作矜持？
错过了花季，偏偏要等到花凋月残才勃然大怒，我可以宽恕袁洁，为什么不能宽恕杨雯？我为什么要难为自己介意的人？
我忽然涌上一阵强大的歉疚，我坐直身子，说：“我现在去看她！”
袁洁惊喜的看着我，对她我也迅速泛起一阵歉疚，这个人到底得到了什么？我伤害了她不只一次，她完全把自己视作一个旁观者，极力要撮合自己好朋友的破镜重圆。
此情，如何弥补？
小马对我说：“等会你妈问你哪去了怎么办？”
我恼火的望着他，好像是他现在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敲碎了我的幻想。
袁洁对望我们，说：“要不？你给她去一个电话吧？”
我点点头。
杨雯的声音很颤抖，颤抖如风中落叶。
她的声音小得象蚊子。
我迟疑着想找一句合适的话，却怎么也找不到，袁洁和小马望着我，似乎都极力避免凝视对方。我想叫他们先出去，可他们似乎都在回避单独相对。
我对杨雯说：“你还好么？”
杨雯说：“本来很不好，现在，现在好像很好了。”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凝了半响，我说：“怎么？——你要保重，保护好身体。”
我们都在说着矛盾的话。
杨雯忽然在那头很惊讶的叫了声：“妈？你来了？”
她有些恢复活力似的说：“我妈妈来了，待会再和你联系。”
她躲我似的挂了电话，我捧着手机发愣，对袁洁说：“她妈妈来了？”
袁洁也很惊讶，忽然醒悟似的说：“一定是他干的！”
我们都知道是谁干的，当然是那个许建伟，说不定他也在杨雯那边！
我认为这个时候自己一定要过去，可惜，我妈也回来了，宁倩也回来了。
我眼前一片黑暗。
袁洁告辞了，我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转念想想，杨雯的母亲，那个许建伟，袁洁能面对谁？她能怎么帮我？
我唯有苦笑。
我妈告诉我，许建伟还是愿意赔偿医药住院费，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派出所那头已经处理好了，叫我不要再不服气，自讨苦吃。
宁倩出了大力，我妈告诉我：许建伟到处活动，扬言非要把我弄到“牢子”里去，花多大代价也不在乎。宁倩的关系起了大作用，再有这件事也就是两次普通的斗殴，算不上什么刑事犯罪，许建伟本身也理屈，只能见好就收。我本已心态平复，听到许建伟的反应也怒火重燃，我理解这种处理方式，却有些不满我妈的妥协态度，我说：
“妈，你觉得我们该倒过来感谢他啊？”
我妈恼了，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啊？——是你先打人家的，前因后果要追究起来还不是你先理亏？”
我说：“什么？我先打他？——他先叫人打我，幸好当时我身边朋友多，不然和这次一样——可能你认我都认不出来。”
我妈很不耐烦的说：“你少狡辩了，人家派出所有备案可查——你这个同学帮了你大忙，你没想着感谢人家，还不服气？”说罢对宁倩说：“不好意思啊，我这儿子，就是不省事——这次真要多谢你，等他出院了，你到家里来玩？”
我无可辩驳，在我妈眼里我永远只有五六岁，好像永远不省事似的。
宁倩红着脸很客气解释自己无功不受禄，我妈说：“我是代表我们全家正式邀请的，这样吧，说定了！——还有你们这两个小伙子。”
她说的是小马和戴军，两个小子也红脸推辞。
我也有些不耐烦了，觉得自己成了完全置身事外的人，好像我是条走失的宠物，主人此刻正向拾取者致谢，我打断她问：“妈，就是我肯服气，那姓许的不服气，还要报复呢？”
我妈两眼圆瞪，说：“他敢？”
父亲的下属也笑了，说：“小杨你放心，他不敢。”
我知道我妈的脾气，小时候在学校挨了打，我妈不折不挠的拉着我去找教导主任，因为那个打人的就是我的班主任，教导主任想“和稀泥”，我妈再接再励的找校长，班主任物极必反的犟到了底，威逼利诱了全班学生作伪证，说我撒谎——当然我妈自然也在帮孩子撒谎了。这等于是在贬低我们全家的人格，我妈火了，扬言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件事，就要“让你们这所学校解散，校长老师都回去种地去！”
当然，我们得到了合理的说法，就是那个老师对我们必须说一句：“对不起！”校长希望平息矛盾，劝说我换一个班，我妈说：“不行，就要在那个班，看她（那个老师）敢怎么样？”
这件事直到父亲知道才划了个句号，父亲严厉的批评了我们，最后勒令我按校长的意思办。还让一名下属代表他去学校解释道歉，我的面子虽然丢了，可是却威名远震。
我在家里，地位始终是排名第三的，处于金字塔的底层。
我很不甘心，满脑子都是许建伟冷笑的丑陋胖圆脸。
我妈逼视着我说：“怎么样？这么多人帮你，你不要再让我们担心。”
我低头说：“我本来就想算了，反正我不惹他就行了吧。”
我心里苦笑，好像我们在这里商量原不原谅许建伟，许建伟的生死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一念之差，人家没准还在不屑的想：这家人不过就是贪图几个伤药钱的主儿嘛？
我家其实向来是要理不要钱的。
可惜我们家太闭关自守，清高隔世了些。
象清末的中国，只不过没那么高贵和妄自尊大。
我仿佛要找回自尊似的说：“我不要他赔的什么臭钱！”
没想到这句话把我妈伤到了，她怒目圆瞪教训我说：“谁稀罕他那几个钱？大家是在担心你的人。难道我想要他那几个臭钱？你爸是看上了他那几个小钱？怕了他？”
当然不是，我们家什么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只肯认理，认啊认的就成了死理。我只能陪笑，心想，这个算不算什么“教条主义”？“理论和实践脱钩”？
我被我妈打击得一蹶不振，如满筐鸡蛋撞了一堵石墙，肝脑涂地，一地鸡毛。
直到我妈走了，我还在呆呆发愣，不知道刚才在争什么。
为了表示我稀罕钱和怕事，我决定接受许建伟的赔偿，和完全想通这件事的使命。
夜色如水，小马趴在床沿，戴军中邪似的在走廊走来走去，那个我爸的下属倒在旁边床上，鼾声如雷。
我彻夜难眠，没有等到杨雯或袁洁的电话。
脑海里人影蒙蒙，人面纷乱，令我心烦意乱。
今夜，成都夜未眠，远处喧声隐隐，爱国学生浪潮仍在潮打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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