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再好说的了，不可教化，沈宇霆不想在他身上浪费口舌。 可他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犯罪分子从自己的手里跑掉，看着自己的手下白白受伤。他不甘心，他自己说服不了他的同学，他想可能有一个人能说服他，这就是林国平的妻子唐子晴。沈宇霆本来不想找她，不想勾起不愉快的回忆，可现在没办法，他自己跟林国平说什么都没用，无济于事，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唐子晴身上，把什么都告诉了唐子晴。
唐子晴首先是耐心地劝他，说：“你怕什么？一个普通的公民还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何况你一个警察，何况还是为着你的师傅你的战友！”林国平依然是什么都不知道，唐子晴就气愤了，说：“你还是个人吗？看着自己的同事受伤你连出来说句话的勇气都没有！你还有点人性吗你……”
就差没打他了，什么话都说尽了，没用。
林国平不出来作证，上面领导又多次向公安局施加压力，催公安机关赶快处理。
不到一个月，焦剑还在医院里躺着张高峰就取保候审出来了。
除了林国平，重案队的人公安局的所有人都不服，却谁都没办法。上面有领导批示，林国平又不肯出庭作证，其他原本愿意出庭的目击证人也纷纷退缩，一起大庭广众之下袭警案子就那么不了了之。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出庭作证？是不是有人威胁你？是不是有人利诱你？究竟为什么？”唐子晴这么问林国平，沈宇霆也这么问林国平，队里所有的人都这么问林国平，林国平却一再说他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他不可能没看见，他就站在焦剑的旁边。焦剑就是为了保护他才挨了张高峰最重的一刀，战友就是为了他受伤的，他看得比谁都清楚。 可他不能说，更确切地说是不肯说，他宁肯当龟孙，宁肯背上千古骂名，也要保持沉默。
只有他自己知道，究竟为了什么？
最初他对张高峰这伙流氓是深恶痛绝的，积极配合着队里广泛搜集证据，发誓要对他们绳之以法。可一个人的出现使他改变了主意，这个人就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冰的秘书小张。张秘书并不认识林国平，而是通过局里的一个同事吴欣的介绍找上门来的。彼此认识后张秘书就开门见山，说市长有个事情要请他帮忙，她自己不好出面。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张高峰被重案队抓了，希望通融通融。林国平一开始并没答应，一是他的搭档、师傅就是被这个王八蛋砍伤的，他气还没消，恨还恨不过来他能通融吗？二是他实在不能通融什么，在公安局哪有他说得上话的地方？吴欣就把他叫到一旁，如此这般说了一通，无非告诉他一些利害关系，叫他先别急于回答，斟酌斟酌再说。他斟酌了一个晚上，还是觉得不能满足张秘书的要求，不能在案子上搞什么通融。张高峰太嚣张了，连警察都敢砍眼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王法？再说市长秘书的话也不能全信，不少领导的秘书打着领导的幌子办了不少违纪违法的事，到头来领导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尽管吴欣再怎么阐明这中间的利害关系，林国平还是觉得不能原谅张高峰，不能昧着良心，不能在案子上搞什么通融，他还是打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取证还照样取证，该调查还照样调查，该自己出庭还照样自己出庭，一切都没准备改变。
可最终他还是没守住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防线，他的最后防线被市长的一张纸条冲得荡然无存。第二天张秘书把他约到了市局门外的一个小茶楼上，递给了他韩副市长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字条是直接对他写的：小林，张高峰一案请在法律范围内酌情处理。
这让他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堂堂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亲自给他写条子，简直不可思议。第一眼看到这张条子他还不敢相信，看了好几遍他才确认一切都是真的，他看过韩市长批的文件，绝对不会有错。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落实市长的这张字条，昨天他还希望、更确切地说是刚刚还希望严惩张高峰一伙，现在他就不那么希望了，主意改变了。他似乎觉得这是个机会，在这个城市，他没有任何后台，没有任何靠山，他很清楚在官场上混上面没人是很难混出个样子来的，甚至根本就没什么希望。他从小就在乡镇机关院内长大，看到的太多了，多少叔叔伯伯不走不送，一辈子原地不动，多少哥哥姐姐钻山打洞找关系走门子而青云直上，说白了都是关系，都是看“娘家”有没有人。乡下他还算有人，父亲大小是个镇长，县里多少还认识些人，关键的时候还能说上话，可进了省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没人认识他这个乡里警察。林国平很希望找到这种关系，现在有市里的领导直接给他写条子，他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他不会那么天真幼稚傻乎，他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
“放心吧，我会酌情的。”他说。
“你怎么酌情？”张秘书问。
“我会找我办案的同事从宽处理。”他说。
“谁能听你的？别那么幼稚吧。”张秘书说。
“那我该怎么办？”他问。
“什么也别办就会办得最好。”张秘书说。
他不明白什么叫什么都不办。
张秘书就如此这般跟他说了一番，他恍然大悟。尽管当时他心里非常矛盾，良心、道德、理想、前途、人情、法律、耻辱、尊严，什么都想过，可一切的一切还是以现实为重。他可以选择秉公、依法、一切都说真话，不理那张字条，可以后还有什么前途？还怎么在官场上混？在这一刻他心里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不忍心违心说假话，把明明看见的东西说成没有看见，不说别的，仅仅凭一个人起码的良心道德他也不应该保持沉默，他也应该大胆地站出来出庭作证——他平时不就是这么跟他的当事人说的吗？不能违背事实说话！可另一方面他又做不到，他可以打发市长的秘书，可不能打发市长的字条——这是多大的一棵树，他不是那种愿意沉默的人，不是那种甘于现状的人，也就是说不会甘心永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所以他最终作了另一种选择——不出庭。
几乎没人会知道，他不会说出去，不会告诉任何人。他坚信他所做的一切绝不会白做。
他知道不肯出庭要遭到多少人的唾弃，会遭到多少人的白眼，在重案队没人再会把他当同志当朋友，只会有人把他当叛徒当缩头乌龟，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作好了忍受一切 的准备。
果然是这样，在重案队没人理他，没人看得起他，没人把他放在眼里，没人安排他工作，什么案子都没他的份，他就像个多余的人。
“能不能给我换个地方？”他跟沈宇霆说。
“换哪？换来换去还只能在重案队。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好好反思反思？”沈宇霆说。
什么地方也没换，就让他在队里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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