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录音机中传来清亮的歌声。那一年是1987年，我16岁。
陕南夏末的午后，空气灼热，让人喘不过气来。身下的凉席黏黏地粘在后背上，翻个身就能听到丝丝的声响，好像要撕下一层被热气烤熟的皮。这个午觉又是无眠了。
60年代中后期，为支援三线建设，我的父母从东北迁徙到西北，在大山沟里安营扎寨。20多年过去了，从寂静的莽莽青山到震耳的机声隆隆，这里已经成为大西北一个重要的军工基地。
在暑期，基地里有较长的午休时间，职工们都是回到家属区的家里，草草吃过午饭，大人和孩子便开始午睡。直到厂区高音广播里嘹亮的号声响起，大家才睡眼惺忪地醒来，简单洗漱一下，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天天如此，年复一年，人人都像一个钟摆，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提醒，只要生命不息就规律地摆动不止，
录音机的声音似乎大了些，隔壁的父亲传来轻声的咳嗽，母亲推开了我的屋门。我的父亲是个幸福的人，在我初一那年肺部动了手术，从此呼吸就不像以往顺畅，母亲便承担起了全家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并且无微不至地从点点滴滴之处关心着父亲的健康。父亲的咳嗽声就是命令，母亲进屋就关了录音机，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摇头叹气而去。
暑假就要结束，新的学期就要开始，而从高二开始，我将离开厂子里的子弟中学，到县城的地方中学就读，在那里备战高考。子弟中学是基地自己建设的学校，基地职工的孩子都在那里就读，教学硬件条件比地方学校要好很多，但是教学质量却比不上地方学校，每年高考录取率在个位数。
子弟们一般到了高二就得做出抉择，是继续留在子弟中学还是到地方上去。我的同学中一部分也要转学到地方，不转学的主要是家里比较心疼孩子，怕吃不了苦，再惹出些麻烦反而得不偿失。我自己吃得了苦，家里也不怕让我吃苦，我没有不去的理由。
想想就要告别这个家，告别规律得让人发疯的生活，烦热的情绪霍然就凉爽了许多。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已经有十六年的历史了，但是真正进入完整的家庭生活才五年。
我出生在陕南，是我父母那一代三线建设者中来到这个世界比较早的第二代，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不得不在我出生仅仅四个月时，就由我的姥姥把我带回东北抚养。
我的姥姥是一位典型的东北妇女，个子不高，微微有点罗圈儿的腿，齐耳短发，一口整齐洁白而有力的牙齿。姥姥中年丧夫，一个人把我母亲拉扯大。接下还在襁褓中的我，在那个年代的交通条件下，老爷汽车转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再转马车，两千多公里的迢迢路途，姥姥一个人辗转从陕南把我抱回了东北。多年以后，姥姥告诉我，她一直担心我在半路上夭折，直到进了家门，听见我高亢的啼哭声，一颗揪了一路的心才算放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和姥姥两个人在东北相依为命，过了近十年的日子，那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十年。在我十一岁那年，年迈的姥姥和年少的我来到陕南投亲。
在东北的十余年期间，父母也曾陆续回过东北探亲几次，但都是时间短暂，感情终究不是很亲近。姥姥对我到地方上学虽有些舍不得，但还是很支持。我从小到大每次离家，她从来都是藏下内心的不舍，总说好小子要志在四方，不能婆婆妈妈的。
去县城的前几天，姥姥一直在房间里给我缝褥子和被子，棉花是春天就弹好的，她眼睛不好，那时已经有些白内障，细致的针脚儿全靠一双手摸索，有时针扎到手就会一哆嗦。我从小到大的被褥都是姥姥亲手缝制，虽然生活不易，但从来都不缺少温暖，从来没挨过冻。要出发的前一天，姥姥把所有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看着叠放在姥姥床头崭新的被褥，我忽然感到难过和不舍。姥姥盘腿坐在床上，似乎也略有所思，喃喃地说：“那年你爸你妈从东北到陕南来，也是这么准备的，一晃儿你都这么大了，也要出去闯荡了……”。我听得到她的伤感，就说：“学习不忙的话，我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看您的，和我爸我妈不一样，一出去就是几千里地的，这离县城也就几十公里”。她笑了笑，苍老的脸上泛起深重的涟漪，我知道对于姥姥来说，看不到人影儿，听不道声音，几十公里和几千公里没什么分别。
县城不大，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东西，一条南北。县城一中在西北角，四层白色的教学楼，棕红色的木质门窗，大操场上长着斑驳的野草。宿舍区是平房，上下两层的木架子大通铺，各宿十几个人，窗户上玻璃已有破碎，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遮挡着外边的视线和阳光，墙皮脱落得象脱毛的柴狗，枯黄一片，站在四周，冷冷地看着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除去大通铺和一些零星的砖头外，房间里别无一物。按照学校的入学通知，每个人需自带的生活必须物品为被褥、带锁的杂物箱和暖壶。
宿舍的分配是一个班一间，每个人的铺位是先到先得，我和几个厂矿子弟来得比较早，抢先占了上铺靠窗户一头的几个位置。每个人的杂物箱大小形状颜色各异，用地上散落的砖头垫一下，码放在大通铺对面的墙下。我的杂物箱是军绿色的，据我父亲说是装军用装备的，霸道而结实，比别人的箱子高出一头。每个人的铺位一米左右，同学们的被褥陆陆续续地打开，花里胡哨的，简陋的房间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过住宿生活，大家都比较兴奋
一天下来舍友们渐渐熟识了，一部分是象我一样的厂矿企业子弟，一部分则是来自农村家庭，都是背井离乡到县城求学，都担负着父母望子成龙的重任。邱道理来自距离县城最远的一个乡，比我高半头，黝黑而健壮，据他说小学时候就帮着家里干农活，是田间地头的好手。邱道理也能说会道，初次见面就给人一种旧时相识的感觉，他也很快就成为农村子弟的头儿，并赢得了“邱老道”的外号。贾文光也是来自农村，但明显能感觉他的家庭条件要好一些，被子都是缎子面的，人也白白净净，喜欢和我们这些厂矿子弟套近乎。
那个年代，陕南地区军工厂矿企业很多，很多企业规模比较大，动辄就职工和家属几千上万人。这些企业都是当年建设三线的时候，从东北等地迁移过来的，职工中北方人居多。几十年下来，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小社会，和当地政府既有关联又相互独立。厂矿企业条件要好于地方很多，围绕厂矿企业的农村人口就以服务厂矿企业为主要谋生手段，从农副产品到社会服务，深入到厂矿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厂矿企业的人基本都讲普通话，或者带有东北味的普通话，当地人讲的是陕南口音的地方话，慢慢地，厂矿企业的人开始吸收一些地方话中的有趣的俚语或者常用语，混杂在普通话中，形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语言形式。比如，当地人把面制的干粮统称为“馍”，在厂矿企业的语言中便把当地人统称为“老馍”。
宿舍中的厂矿子弟有六个人，黎祥东、薛贵、刘路远、范兵、林华鸣和我。我和黎祥东来自一个厂子，从东北回到陕南后，黎祥东和我一直都是同班同学。其他四个人来自四个厂子，薛贵是个小矮胖子，胆子小，走路极快；刘路远高高瘦瘦，眉目清秀；范兵话最多，人开朗，平易近人；林华鸣外表木讷，但目光有些狡诈。
晚上的时候，兴奋了一天的同学们刚刚进入梦乡，宿舍顶棚上的老鼠们就开始召开运动会，一趟趟地跑起了往返跑，以此对新来的邻居表示欢迎。睡在我右侧的薛贵吓得不轻，问我上面是什么，我告诉他说是耗子，我感觉他身体都有些颤抖。老鼠们跑了一阵还不见停歇，睡在下铺的邱老道骂了一句脏话，悉悉索索一阵，就听见嘭地一声，什么东西砸向了顶棚，老鼠们瞬间没了动静。
早上，邱老道嚷着鞋少了一支，我坐起身，看见左侧黎祥东的枕头旁边，离着他鼻子不远的地方，倒扣着一支脏脏的烂球鞋，黎祥东呼吸沉重，睡得正香。
学校食堂只是卖饭的场所，却没有可供吃饭的桌椅。卖饭的窗口有七八个，对着一块儿空地，空地上方支着简单的石棉瓦棚子，同学们站在空地上排队，手里拿着各式金属或搪瓷饭盒，勺子撞击着饭盒，叮当作响，让人更觉得饥肠辘辘
这是新学期的第一次早餐，稀饭、馍和咸菜，我和黎祥东蹲在离食堂不远的一棵核桃树下的花坛边狼吞虎咽。
女生也陆陆续续地出来了，象春天的花，五颜六色的，在校园里摇摆。
“听范兵说，咱们班有个美女，叫什么汪……，是县城的。”黎祥东嘴里嚼着馍，含糊不清地说。
“别听他谝闲传，范兵那一脸青春痘儿，估计看谁都是美女。”我有些不屑地说。谝闲传是当地俚语，同普通话的胡咧咧，同东北话的扯老婆舌。
“范兵他们厂上高三的和他说的，还说好多人追呢，不知道是个啥样的女子。”黎祥东一脸神往地说。
“算了算了，不和你说了，刘馨宁有信儿吗？”黎祥东看我兴趣不大，就转问道。
我没说话，牙齿重重地咬到了舌头，钻心地疼，嘴里咸咸的，刚离开家没两天就想肉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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